1977年，对于在军事舞台上已经退居二线两年的陈再道上将而言，是个十分喜庆的时刻。他得到了上级的通知，决定将他从二线调回一线，继续投入到工作中。尽管他已年过六旬，但他坚信自己仍具备充沛的精力和良好的身体状态，能够在一线继续奉献力量。不少人认为他在职场上的早期退居是不可思议的，这一决定似乎更是为他重返一线的渴望提供了机会。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陈再道担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整整负责管理了长达12年的时间。在这段期间，他不仅是四方面军的杰出代表，更是受到上级重视的人物。他深知担任大军区司令员是出于平衡各方力量的考虑，特别是在三大主力红军中，人事安排须经过深思熟虑，以避免局面过于倾斜到单一“山头”。

1955年，随着中南军区的分裂，武汉军区与广州军区应运而生。按照常理，武汉军区应该由原湖北军区的领导担任。李先念作为原军区司令，王宏坤与王树声分别担任第一及第二副司令，一一调职后，担任河南军区司令的陈再道因此获得了司令员的职位，这实在是合情合理。他出生于湖北，也曾在鄂豫皖根据地展开革命活动，因此对河南的军务及湖北的情况都非常熟悉，正是他发挥作用的优秀契机。

1967年，成为陈再道军事生涯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在他离开领导岗位后，1972年他被任命为福州军区副司令，虽然该职务在职级上有所下调，但并不是个别现象，许多曾经的战友也经历了类似的情形。例如，杨勇以往担任北京军区司令，重新上岗后被调往沈阳军区担任副司令。然而没过多久，因大军区正职出现空缺，他又被调任新疆军区司令员，这种栉风沐雨的人事变动耐人寻味。

身为曾任大军区任职多年的陈再道，若是他心中有些惆怅，恐怕人皆可知。然而，与其在农场种地无所事事或在福州养病度日相比，能够重返工作岗位无疑让他倍感欣慰，何况当时适合他的岗位实属有限，而上级的任命也使他无法拒绝。

1975年，他与罗瑞卿、谭政、王建安、陈士榘一起被选为军委顾问。尽管这一职位与大军区正职对应，但实际并不工作在一线。顾问的职责是深入部队进行调查和研究工作，并将结果反馈给军委高级领导，然而这份工作在量上并不繁重。顾问身份的自由，让陈再道在工作上略显轻松，但同时，也让他不免对早早退居二线的原因心存疑惑：自己年纪虽不算最老，身体情况良好，怎会被调任为顾问。

当时，福州军区司令官由韩先楚更换为皮定均，陈再道作为副司令员与王建安共同担任，而政委则是李志民。这阵容显得颇为强大，然而一位中将带着两位上将，都是前红四方面军的老兵，彼此间的领导关系也不尽然顺利。面对这种人事格局，陈再道担任副职似乎愈发显得不合适，因此有可能是基于此，上级决定将他安排为军委顾问，调离出这一复杂的领导体系，这样皮定均的工作或许将变得更为顺畅。

经过两年的沉淀，陈再道意识到罗瑞卿重返一线后，心中难免有所波动。谁也没料到，转眼间他也接到命令，被调任为铁道兵司令员。这个职务属大军区级别，从资历上看对他而言再合适不过，而且这也为他再次展现才华和实力提供了机会。

尽管在1972年他恢复工作，但因职务下调，参与的实质性工作极为有限，经常需要参加学习班，真正的工作时间不长便转任顾问，这五年让他有种“有力无处使”的失落感。而如今被安排到铁道兵工作，正是条件最艰苦的兵种，面对山河险阻，他们必须克服重重困难，开辟道路、架设桥梁，而更为艰难的铁道建设则成为工程兵的重要职责。

在随后的五年里，陈再道积极着手改善铁道兵的待遇，然而伴随国家建设的不断推进，到了1982年，铁道兵集体转业，他因年龄的问题也被调整至政协任职，算是完成了他军事生涯的另一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