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说，一名状元的徒弟不一定能有一个状元的老师，但在黄埔军校的情况下，却呈现出一番奇特的景象：一方面，黄埔的学生培养了众多名将；另一方面，却鲜有一位出类拔萃的教官。这个反差，确实显得尤为明显。

或许有人会认为，黄埔的教官们大多都是从保定军校毕业的，军事素养高超，远远超过那些仅在黄埔军校待过一年、几个月的学生。而且在北伐和军阀混战的时期，他们的战功赫赫，为什么不能称之为名将呢？顾祝同、刘峙、蒋鼎文等人曾被誉为“常胜将军”和“飞将军”，这可是他们辉煌战绩的象征。

然而，我们看待这些“常胜将军”和“飞将军”时，往往忽略了他们背后的另一面。在这些光鲜的称号背后，还隐藏着一些讽刺性的外号，如“粥桶”和“猪将军”。尤其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这些曾经叱诧风云的名将们，往往在战场上一触即溃，甚至是临阵脱逃。

这一现象的背后，有两个原因：一方面，这些名将们认为自己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资本，可以享受荣华富贵；另一方面，他们习惯了在蒋中正身边的“听话升官”模式，认为只要按部就班地听命，便可轻松升迁。这让他们失去了对战术的研究和对实际战争的关注。

在黄埔军校的早期教官中，顾祝同和刘峙的成长尤为引人注目。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不提何应钦呢？他可是在蒋中正身边担任要职，被认为是黄埔军校的二号人物。他不仅曾担任黄埔军校总教官，且有着名将之风。然而，令人失望的是，何应钦的战绩堪忧。他指挥过的战役，仅有棉湖战役、龙潭大战、中条山会战和湘西会战四场，而其中大多数并未展现出他的战略才华。

例如，棉湖战役的胜利并不意味着太多，毕竟那只是一场团级规模的小战斗。龙潭大战虽然战胜敌人，但实际指挥者是李宗仁和白崇禧，何应钦只是勉强坐镇后方。至于中条山会战，他临时接手卫立煌指挥的战区作战，却因大幅改动原有战术导致了惨败。湘西会战更是让何应钦暴露了其指挥失误，在战争即将结束时，他急于在重庆报功，命令让日军撤退，结果导致大规模的失败。

相比之下，顾祝同、刘峙和蒋鼎文等人，虽然在战场上经历了更多的战斗，但同样面临不小的挑战。以刘峙为例，他在蒋中正的“西安事变”前地位较高，但在判断形势上失误，导致了蒋中正的不满。在事变后，他尽力弥补失误，表忠心，却因此被蒋中正视为投机分子，逐渐失去信任，最终失去了之前的地位。

在蒋中正的军队中，刘峙当年在北伐、龙潭大战和其他战役中展现过一定的才华，成为蒋中正的“五虎上将”之一。然而，到了抗战时期，尤其在保定会战中，他的指挥能力暴露无遗。虽然保定会战的失败并非全由刘峙责任，但他的指挥不力、判断失误加速了战局崩溃。战争后的刘峙逐渐丧失了蒋中正的信任，甚至在解放战争期间，表现依旧不尽如人意。

至于顾祝同，虽然与刘峙的关系紧密，却在战场上显得无能。无论是在抗战初期还是在后来的多次战役中，顾祝同始终未能发挥出应有的军事才能。尤其在与日军的正面交锋中，他依赖的是黄埔部队的勇猛，却忽视了战术的重要性。即便有过几次战斗胜利，顾祝同的军事表现也未能达到名将的标准。

蒋鼎文是另一个被蒋中正深得信任的教官。蒋鼎文在抗战期间更多是呆在后方，混日子，并未参与重要战役的指挥。尽管如此，他凭借自己的“听话”特性，最终也成为蒋中正身边的高级将领。更令人生疑的是，蒋鼎文指挥的战役，往往没有太多胜算，最终导致了他在军界的逐渐淡出。

在这一系列例子中，黄埔军校的教官们无一例外地体现了蒋中正的用人标准：既有才能，又要听话。虽然他们的军事素质远超一些仅在黄埔短期学习的学生，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曾经的战斗精英们失去了锐气，他们的心思更多地集中在权力和金钱上，而非军事战略。因此，黄埔军校培养了众多名将学生，但其教官中却鲜见真正的军事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