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重庆市荣昌区委书记高洪波在荣昌区新人民医院调研时说：“公立医院是普惠的，把‘高端’、‘贵宾’留给民营医院。”

在当下公立医院亏损面不断加大、合并倒闭成为新常态、医保基金紧平衡的大背景下，此话一出，立即引起巨大反响，不少网友都夸“讲得好，就应该这样”。

那么此话为何引起广泛关注，到底是因为“新”还是因为“对”？

政策严控公立医院规模扩张和高端装修

多年以来，国家不止一次提出要控制公立医院规模扩张和豪华装修。

早在2014年6月，原国家卫计委发布了《关于控制公立医院规模过快扩张的紧急通知》，提出“四严”：严控公立医院床位审批，严控公立医院建设标准，严控公立医院大型医用设备配置，严禁公立医院举债建设。

2017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从严控制公立医院床位规模、建设标准和大型医用设备配备，严禁举债建设和豪华装修，对超出规模标准的要逐步压缩床位；控制公立医院特需服务规模，提供特需服务的比例不超过10%。

然而，此项政策后来执行不到位，仅仅停留在文件里，而扩张却来得很实在。近几年来，不少地方借“公立医院主导”、“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与均衡布局”之机进行了一波“多院区建设”。于是乎，公立医院在数量减少的同时，“规模”越来越大，总床位数暴涨，随后，人才、病员和医保基金大幅被虹吸。

最引人注目的是，最近国家卫健委印发的《三级医院评审标准（2025版）》对医院床位规模提出了明确而严格的要求：在评审标准发布后，违反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和《关于规范公立医院分院区管理的通知》，新增规模导致总床位数、单体院区床位数、分院区数量超标的，不予评审。在评审标准发布前，医院的总床位数、单体院区床位数、分院区数量超标的，应当经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评估后，视情参加或不予评审。

这实际上给“任性”扩张踩死了刹车，也敲响了警钟。

公立医院亏损面不断加大

从留言看，大家几乎无一例外的都赞同书记说法，我们强调公立医院公益性，就应该把眼睛盯在普通大众上，解决他们的问题，不要盲目扩大规模，徒增成本，也不要追求高端和优质服务环境上，医保也应该更多聚焦“保基本”，以从方向上解决医保基本不够用问题。

目前公立医院亏损面不断加大，亏损深度越来越深，以至于关门歇业已经成为常态。从去年医院关门歇业医院看，大约15％是公立医院。这种情况与公立医院过度扩张规模过大有关，实际上我们国家千人床位已经超过很多发达国家。由于公立医院扩张挤压了民营医院生存空间，助推年住院率飙升，超过20％，远超国际14％平均水平。如此进一步加剧医保基金紧张。

民营医院近年境遇也十分艰难

与明着“限制”、暗地里“鼓励”，实际公立医院规模实现了大扩张类似的是，国家对待民营医院的政策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早在2010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卫生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0〕58号）中，明确提出要取消对社会办医疗机构的具体数量和地点限制。出台或调整区域卫生规划和医疗机构设置规划，须及时向社会公开公布，并详细说明本区域可新增或拟调整的医疗资源的规模和布局。

对涉及新增或调整医疗资源的，包括新建城区等，政府必须落实保基本的责任，同时支持由社会力量举办和运营医疗机构。未公开公布规划的，不得以规划为由拒绝社会力量举办医疗机构或配置医疗设备。

同时要求，减少运行审批限制。不将社会办医疗机构等级、床位规模等作为确定配置大型设备的必要前置条件，重点考核机构人员资质与技术服务能力等指标。优化大型设备配置使用程序，简化流程。严控公立医院超常配置大型医用设备；社会办医疗机构配置大型医用设备，凡符合规划条件和准入资质的，不得以任何理由加以限制。

多年以后，2019年6月，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卫健委等十部委又一次联合发布《关于促进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的意见》，明确要求严格控制公立医院数量和规模，为社会办医留足发展空间。再次要求，政府对社会办医区域总量和空间布局不做规划限制；社会办医可按规定申请认定高新技术企业，享受相应税收优惠；面向社会组建的卫生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和医疗机构评审委员会中要有一定比例的社会办医行业组织和社会办医人员。在遴选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医学院校临床教学基地以及推进临床服务能力建设时，对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同等对待，并向社会办医适当倾斜。

然而，由于在编制人事制度改革方面，疫情期间，国家有关部门认为，编制是公立医院最重要的资源，不但不能弱化还要进一步强化，也正是基于此，人员在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之间流动的“多点执业”实际上非常艰难，形同虚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