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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陈诚在东北枪毙三个中将,活埋三十七个将校,那都是文强的功劳?

原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及代参谋长文强,进入战犯管理所后始终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在他撰写的《口述自传》中,他坚持写道:“我什么都可以写,就是不写悔过书。几天之后,他们再次要求我写悔过书,我依然拒绝!结果,我直到二十六年半后才被特赦释放。”(这些黑体字内容均摘自《文强口述自传》)

熟悉文强的背景及他与社会上的人脉关系的人,应该都清楚,文强在内战时期并没有犯下什么重罪。如果他愿意低头认错,或许早就能获得释放,而无需等到特赦。而电视剧《特赦1959》里那位倔强又尖刻的刘安国,其历史原型就是文强,然而,文强的性格与剧中人物刘安国截然不同。他并不像刘安国那般顽固,反而表现得相对开朗:“我们半天学习,半天劳动,与看守员相处得非常融洽。后来监狱长和所长调换,新的所长姚伦曾在俄罗斯留学,他现在已经从公安部退休了。我们俩曾一起拍过电影,成为了很好的朋友。我在监狱中也有自己的工作,担任学习小组长,管理墙报和文艺活动,还组织了一个图书馆,我负责运营。过年过节时,我还会写一些纪念性的文章。”

对于电影《决战之后》的观众来说,肯定注意到了片中的“顾问”姚伦,其实就是文强所提到的那位与他“拍电影”的朋友。这也正是文强所指的电影。

文强在战犯管理所里的表现一直都很积极,很多关心他的人也在背后默默支持他。他回忆道:“周总理在战犯名单中发现了我,于是派了萧劲光专门来济南看望我。后来,萧劲光派了四个警卫把我带到了北京。到了北京,我原以为能见到周恩来,没想到却被送到了德胜门的模范监狱(即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监狱长找我谈话,要求我写一些东西。我问他:‘写什么东西呢?’监狱长告诉我,不仅仅是写封信,实际上你们反共反人民,必须写悔过书。我心里想,我什么都可以写,就是不愿写悔过书。”

文强始终坚持自己爱国爱民,认为自己并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既没有杀害过一个共产党党员,也没有破坏共产党的组织。在军统时期,他主要打击的是日伪特务以及军内贪污腐败的高官。他提到,陈诚在东北曾大开杀戒,一次性枪毙了三名中将,还将至少三十七名军官活埋,其中包括一名中将和一名少将。而文强担任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时,正是利用这些机会清除腐败,不仅铲除了百姓的祸害,也削弱了蒋军的战力,离间了蒋军的军心,极大地打击了蒋军士气。

《文强传》中提到,文强在任督察处长期间,收到了大量举报信,甚至有一麻袋之多。尽管文强自己认为已经被枪毙的三名中将,实际上并未全数死于枪下,甚至其中一个传闻中“活埋”的中将也未必真的被活埋。然而,陈诚在东北确实通过文强收集的证据,成功逮捕了不少军官。田湘藩、李耀慈、李修业三名中将就是其中的典型,虽然有的资料显示他们并未被枪毙,但文强始终相信,陈诚那时已经下定决心要对付他,因此他不得不依靠上面的关系迅速离开。

根据《文强传》中的描述,文强通过与叶楠的接触得知,陈诚已经对他产生了怀疑,建议他趁机调离,否则可能连命都保不住。于是,文强通过电报请求当时的军统局局长郑介民为自己调职,并给陈诚留下了一张简短的请假纸条,迅速逃脱。

文强最终从东北逃脱后,得到程潜的帮助,调任湖南担任长沙绥署办公室中将主任。后来,他又被调至淮海战场,最终与杜聿明一同被俘。在1959年,杜聿明成为了首批获特赦的战犯,而文强则要等到1975年才获得最后一批特赦。

杜聿明与陈诚有过不小的矛盾,他曾在回忆录中写道,虽然陈诚指挥战斗不力,但在东北的表现却并不令人满意。他表示:“自陈诚担任参谋总长以来,任用私军,排除异己,甚至偏袒自己嫡系部队,导致其他部队的装备和补给严重不足,因此众人对他怨声载道。”但杜聿明也承认,尽管陈诚有些争议,他在东北的某些举措,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蒋军的战斗力,并肃清了部分腐败的将领,虽然这种清除异己的做法,往往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

虽然陈诚的管理风格导致了很多高层军官的反感,但他也以其方式整顿了军纪,并且对一些不符合规矩的将领进行了处理。杜聿明回忆:“陈诚在东北实施了一些改革,包括整肃军队,惩治贪污腐败,尤其是严厉打击一些军官和官员,甚至将一些贪官与军人监禁、驱逐出境。”这些举措让一些东北民众产生了一些对陈诚的认可,但随着战局的变化,陈诚的表现逐渐遭遇批评,最终不得不撤离。

1948年2月,陈诚离开东北,留下了一片嘲笑和骂声。杜聿明在回忆录中提到:“陈诚离开时,完全是一副无能的样子,与之前的自信截然不同。虽然他在东北时曾声称要与沈阳共存亡,但在危急时刻,他却选择逃跑。”陈诚的这一变化,令很多人深感失望,最终他被老蒋派往台湾继续其政治生涯。

虽然陈诚逃脱了责难,但文强的命运却没有那么幸运。尽管他曾得到过程潜的帮助,但最终还是在淮海战场被捕。若不是杜聿明的调令,程潜本有意让文强担任新部队的军长,那时的文强可能会和程潜、陈明仁一道起义,早早摆脱战犯的身份。而若文强参与了起义,1955年他获得何种军衔,也许会是一个全新的历史篇章。

至于文强坚信自己在东北的表现是无过的,但当他提到陈诚在东北的暴力行为时,也许有所误解。那三名中将确实未全数被枪毙,而那些被“活埋”的高级军官也许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多。无论如何,陈诚的暴力行为是否真能称之为“整顿军纪”或“消除异己”,依然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评价陈诚的军事和行政能力时,您会给出怎样的分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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