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名将李靖率领军队南征，成功击败了萧铣，平定了荆襄地区。唐高祖李渊对此大为高兴，除了提升李靖的职务和待遇，还特别赐予他一条来自西域于阗的玉带。

于阗是唐代西域的一个小国，位于现今的和田地区。该国以产美玉闻名，其玉器工艺精湛，且其人民擅长制作精美的玉器。于阗的玉器往往作为贡品进献给唐朝。由于其精美的工艺，许多中原的贵族视之为奢侈品，尤为追求拥有一件。李靖获赠的玉带，顾名思义，是由玉石制成的腰带，配有玉带扣、玉带銙、玉带环等多个部分。

这种玉带在唐代的贵族王公墓中多有出土，显示出它曾在当时极为流行。五代时期，前蜀的王建也曾仿造唐朝皇帝所佩的玉带，自己佩戴，并且将其带入墓中。后来考古学者在发掘王建墓时，发现了这条玉带，其玉銙和玉尾刻有栩栩如生的奔龙图案，显示出唐代王朝的风范。

在玉尾的背面，刻有一段铭文，讲述了这条玉带的由来：某年，王建的后宫发生火灾，人们在废墟中找到一块被火焰烧黑的玉石。有人认为这块玉石已经毁损，但王建坚持认为这是一块神物，怎能损坏？于是，他下令将玉石剖开，由技艺高超的玉匠雕刻成玉带。

王建原是唐朝的官员，因在战乱时期护送唐僖宗进入蜀地避难，获得唐朝皇帝的信任，开始在蜀地积聚权力。唐朝灭亡后，王建于公元907年在成都称帝，建立了前蜀政权。由于是一个地方性的政权，前蜀常常效仿唐朝的制度和文化，因此，王建的这条玉带也含有他对唐朝传统的深厚情感。

唐宋时期，玉器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沉寂后再度崛起，但相较于以前的神圣性，玉器的宗教意义逐渐减弱，关于玉石能使尸体不朽的迷信观念也逐渐消失。人们开始更加注重玉器的美学价值和在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功能。

除了玉带，唐代玉器中还包括玉杯、玉钗、玉戒等日常用品。受唐代开放性文化的影响，玉器的纹饰开始融入胡人乐舞、花鸟、佛教飞天等新鲜题材。宋代则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动荡局面，社会经济繁荣，工商业发展蓬勃。

《清明上河园》、《东京梦华录》和《梦梁录》等作品再现了北宋都城汴梁（今开封）和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的繁华景象。传说在北宋末年，宋徽宗非常喜欢玉器，并偶然得到了一块从和田冰河深处挖掘出的珍贵玉料，于是他集结南北两派玉雕技艺，雕刻出了一件羊脂白玉鹤佛手坠，堪称无价之宝。宋徽宗爱不释手，时至今日，这件玉饰仍然为后人津津乐道。

尽管宋徽宗在政治上的表现并不杰出，但他在玉器收藏和艺术欣赏方面却堪称行家。后来，宋室遭遇靖康之变，徽宗所拥有的羊脂白玉鹤佛手坠在战乱中遗失了。

两宋时期，汴梁城内的手工业作坊繁忙，各种珍品汇聚在此，临安城则商贾云集，市场繁荣。那个时代，宋代的玉器工艺仍然以日常用品为主，常见的有玉冠、玉带、玉雕、玉佩、玉印等文物。这些玉器富有生活气息，尤其是儿童手持荷叶或荷花的玉雕，反映出那个时代人民的喜好和文化情感。

《东京梦华录》中描述，每年七夕节时，街上车水马龙，鲜艳的罗绮装饰着街道，市民争相购买双头莲、荷叶等饰品。特别是儿童，常手持新鲜的荷叶上街游玩，这样的场景常成为玉雕艺术的题材，寓意着多子多福。

辽金与宋并立，玉器的图案开始融入更多北方民族的元素，尤其是以水禽、山林中的动物为题材，展示了契丹、女真等游牧民族的猎生活。13世纪，蒙古人崛起，灭金、宋，建立元朝，他们继承了辽金的玉器传统，制作了许多符合草原文化特点的玉雕作品。

元代的渎山大玉海便是这时期的代表作之一，它重达3500公斤，形状庞大，波涛和海兽的纹饰彰显了蒙古人的文化特征。渎山大玉海的历史也极为曲折，曾被战乱损坏，最终在乾隆时期被找回并保存至今。

明清时期，玉器工艺达到了巅峰，特别是在明代，苏州、南京等地成为重要的玉器制作中心。清代则以北京和苏州的玉器闻名，尤其是苏州的玉器精湛，被誉为“玉雕之都”。在这种玉器繁荣的背后，国家的经济繁荣和文化交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清代的新疆和阗地区依然是宫廷玉器的主要来源，和阗玉作为高品质玉器的代名词，继续影响着后代的玉器制作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