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话说得好，“有价就有假”，尤其是古董，更是“自来多赝”。尽管艺术市场和赝品相伴相生，但其实赝品的存在并非近期才有的现象，它早在古代就已存在。

早在公元前一世纪，罗马商人为了追求巨大的利益，便开始大量出售伪造的希腊雕像。中国的书画作伪历史也同样源远流长，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到如今，作伪的行为从未中断过。特别是在明中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奢侈风潮的蔓延，伪造艺术品的现象愈发猖獗，随之而来的还有各种欺骗和造假的社会乱象。然而，明朝时期这样复杂多变的收藏文化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在明朝中后期，奢侈风气愈演愈烈。伴随着社会面貌的巨大变化，不仅士大夫之间开始争相攀比，就连普通百姓也纷纷参与其中。例如，原本是生员专属的“瓦楞鬃帽”到了万历年间，竟然成为了富人和平民都会佩戴的时尚。虽然奢侈品的普及是社会风气的自然演变，但对于士大夫来说，这些原本象征着身份和地位的物品，现在却变成了每个人都可以竞相购买的对象，这自然让他们感到失落和不满。而且，由于商人的财富和财力，士大夫在奢侈消费的竞争中逐渐处于劣势，很多时候他们不仅要面对自己失去面子的尴尬，还不得不承受因为过度消费而带来的道德谴责。为了稳固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将目光转向了古董书画市场，这些既是奢侈品，又具备文化价值的物品，成为了他们身份象征的新选择。通过在书画市场的消费，士大夫能够从品味上与普通人进行区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明朝时期书画市场如此繁荣。

然而，随着这种对高雅艺术的追求，伪画市场也应运而生。毕竟，到了晚明时期，奢侈消费已经不再是为了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而是彰显文化和身份的象征。一旦这种文化潮流兴起，富商们很快也加入了这场盛宴，开始研究书画，虽然真迹稀缺且昂贵，许多人却只愿意买那些价格昂贵的真迹。面对这种需求，士大夫们往往只能眼巴巴地等待着，但由于他们自身财力有限，许多下层文人看到可以通过伪作谋生的机会，便开始进入作伪市场。在真迹稀缺、市场需求巨大的情况下，许多传统文人也开始放弃自己的原有职业，投身伪画的创作与销售。

到了明中期以后，赝品在艺术市场上泛滥成灾。甚至连以鉴藏闻名的李开先，也曾被王世贞讥讽为“无一真者”，他的收藏如同“盲人观场”。然而，在明朝社会中，作品的真伪似乎并不是最重要的。正如清代徐余所说，“自愚即可愚人”，只要有人相信自己眼光独到，就算买到的是假画，也会认为自己识得真伪。因此，即便赝品满市场，只要能及时出手，便能找到愿意购买的买家。

尽管历史上艺术品的伪造从未断绝，但像明代中后期那样的广泛和猖獗现象却是前所未有的。许多赝品从最初的模仿到快速复制，甚至在短短几天内就能见到大量副本，这种现象引发了社会对作伪行为的普遍麻木。普通百姓甚至不再质疑这些赝品的真伪，反而乐于购买这些精致的仿制品，形成了“赝鼎易售”的奇特局面。

面对这些伪作，连一些著名的画家也表现出一定的纵容态度。例如，书画家冯元成看到有人伪作自己的画作，不仅没有怒火中烧，反而感慨自己才华不如伪作之人，甚至对作伪者拿着赝品来求题款时，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尽管这并不是所有画家的普遍态度，但从另一位画家沈周面对“贩夫牧竖”索画时也毫不反感的态度来看，社会大众对于作伪风气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反感，甚至没有任何抨击之声。

晚明时期，文人对于伪作持有复杂的态度，既接纳，又排斥。上层士绅普遍不喜欢那些劣质的伪品，认为其“笔笔恶俗”，但对于那些高质量的伪作，却表现出了更为宽容的态度。有些人甚至大方表示，“有假者持来，我买”，而像李日华这样的人，不仅毫不犹豫地购买了几乎逼真如同真品的《宝晋斋法帖》，也表达了对高质量伪品的欣赏。可以看出，士大夫对高品质伪作的宽容和理解，主要是基于伪品本身的质量，而非对作伪行为的道德评价。

虽然有许多人对李日华“真伪平等”论提出异议，认为他是在为自己多次购买赝品辩解，但实际上，是否购买伪作，应该是出于个人情感和审美，而非简单的真伪之分。正如张丑所说，“真赏者当亟购也”，这其中并没有特别强调“真品”才是“亟购”。艺术品的独特性和原创性固然重要，但如果仅仅盲目追求真品，而忽略了作品本身的美学价值，那么购买的行为只不过是附庸风雅、盲目跟风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