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艺术品的审美观，离不开时代背景、阶级背景、文化背景、宗教背景等的探讨和研究。 作为中国书法艺术的一部分，佛教写经书法，在欣赏、审美过程中，尤其需要关注这几个属性的掌握。 如果没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认识，写经书法的艺术美学，在社会意识、艺术专业、宗教理念，以及在中国文化的价值、地位就无法确认，甚至可能出现主观的偏差。

中国书法史 唐楷高峰

唐代书法楷书的完备，形成中国书法史上楷书的高峰。 这与政治制度上的要求有关，科举考试是一般读书人入仕的基本途径，而中第之后，吏部要进行考核，其中一项就是楷书要写得楷法遒美。 因此，佛教写经书法，亦不离这个时代的影响，而形成严整、端庄的整体风貌。

北宋宣和内府藏有唐释昙林用小楷写成的《金刚经》，《宣和书谱》卷五记载，此卷有数千字之多，始终如一律，不失行次，便于疾读。 敦煌写经卷中的唐人写经，达到这样水平的数量很多。 楷书给人的美，就是端庄、整齐、规范、美观。 大量的官方写经书法，都是结体森严，点画飞动，令人不胜赞叹。 这些楷书写经，堪称唐楷的代表作也不为过。

米芾《海岳名言》说，盛唐开元以来，因唐玄宗字肥，后有书家徐浩，趋从君王所好，字写得肥满，而经生字亦自此丰厚。 翻开敦煌写经卷子，其中字体由清瘦转丰腴者不在少数，如《佛说佛名经》较《摩訶般若波罗蜜经》要丰腴宽博得多。 盛唐以后，佛经书体肥满，则是受颜体影响，与同时代的书法风格类似。

官方写经手 训练有素

唐代，从事佛教写经人员成分十分复杂，有官方和民间的写经手，也有文人、僧尼、学生等。 但是水平最高、数量最大的还是官方的写经手，他们的专业足以为代表。 唐代是一个佛教盛世，对于写经也非常重视，不仅是积累功德的行为，而且这些写经作品也流布各地，作为民间写经范本。

这些官方写经手大多是秘书省和门下省的「楷书手」，例如《妙法莲华经卷第五》为上元三年五月十三日秘书长省楷书手孙玄奕所写; 属门下省抄经者较多，如《妙法莲华经卷第三》是上元三年八月一日弘文馆一位任姓楷书手书所写; 《妙法莲华经卷第七》为弘文馆楷书手王智莞所写。

这些官方抄经者都是训练有素的专业写手。 在唐代，对他们的培养都是经由专门的机构和老师指导。

因此对写经的要求非常严格，形成了一套完整严密的制度。 经卷末署有书经者的名字，用纸数量，初校、再校、三校者的名字，以及详阅者、判官、监制者的名字。 这些名目都一一罗列于卷尾，毋庸置疑，这几乎是所有官抄经书的规制。

手抄写佛经 态度恭谨

以宗教目而言，抄写佛经是积累功德，让人受持供养，抄经者必须以严肃恭谨的态度来完成。 因此其书法主要特点，是容易辨认、有规范、端庄的字体。 当然楷书成为最合适的书体，写经书法绝大部分都是楷书，这就不足为奇了。

在佛教里，书法不是供人挥洒性情的，但是，精美的书法，可让受持者更容易接受。 写经作品，既要考虑佛教本身的要求，还要考虑功德主，或者说受众的接受。 原因是，诵经祈愿，希望愿望灵验。 所以，写经作品都是态度认真，布局整齐，少有潦草之作。

总之，唐代的官方写经书法，是在各种文化社会属性的要求下形成的一种书法艺术。 从弘扬书法艺术的角度，对于传承中华文化的贡献，佛教写经书法显然有其重要的一席之地。

抄经与佛教流传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土，在政治、文化、思想、信仰方面，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佛经的流传，更是影响了中国的文学与艺术。 佛教初传时，印刷术尚未昌明，佛经的弘传流通，只能靠纸墨抄写，所以与书法结下不解之缘。 佛经与书法艺术结合，不但书法创作的题材更宽广，内容更丰富，佛法的传播也因此更快速、普遍。

名家写经艺术极品

佛经圆融精妙的思想内涵、精美优雅的语言文句，吸引了文人墨客，乃至帝王将相等抄写经书。 从六朝、隋唐至明清，乃至近代，不少寺院僧侣是有名的书法家，以抄经为媒介，接引文人士子皈依佛教，所以产生了不少名人的抄经书法名作。 例如王羲之写《佛遗教经》，张旭写《心经》; 柳公权写《金刚经》、《心经》等，苏辉写《心经》、《金刚经》、《圆觉经》，宋高宗写《金刚经》、《心经》等 。

经典的抄写出于对佛法的虔诚和对佛经的崇敬，必须十分虔诚慎重，因此抄写的佛经书体，一般呈现出熟练、持重、严谨、自然的风格样貌。 六朝以来，寺院盛行建造藏经楼，以珍藏写本经卷。 据现存记载的粗略统计，从南朝陈武帝（公元557年）令写一切经十二藏，至唐高宗显庆时（公元656年）西明寺所写一切经的一百多年间，皇室和民间的写经已达八百藏之多。

写经书法一直延续到南唐保大年间（公元943-957年），才逐渐终止。 可惜这批辛苦抄写的藏经，绝大部分没有流传下来。 现存敦煌石窟中发现的六朝隋唐写经，虽然已是残篇零卷，也堪称举世瑰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