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御窑,集三代之菁华,汇百工之巧思。《陶成纪事碑》有载:“仿古采今,凡诸色釉,务求精雅。”然煌煌万器之中,最能窥见弘历心迹者,非独华彩绚烂之珐琅,更有三品——天蓝釉鹿头尊庄穆如礼,釉里红凤纹象耳尊炽烈似火,唐英仿石纹釉笔筒清雅若诗。此三者,一为庙堂之器,一显匠艺之极,一寄文心之幽,恰如《活计档》所载乾隆谕令:“釉水务求古意,形制必合朕心。”三器并列,不啻为一部镌刻于瓷上的帝王精神志。
天蓝釉鹿头尊——苍穹之下的权力图腾
天蓝釉鹿头尊——苍穹之下的权力图腾
Lot 670
清乾隆 御窑天蓝釉螭龙耳鹿头尊
H:36cm
RMB:4,500,000-5,500,000
备注:
1. 山中商会,纽约;
2. 香港苏富比,2004年10月31日,Lot211;
3. 怀海堂珍藏。
出版:
1. 《世界古美术即卖大展观》,山中商会,1938年,编号1214(图二)
2.《机暇清赏:怀海堂藏清代御窑瓷器》,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香港,2007年, 编号25(图一)
3. 《东瀛遗珠-山中商会旧藏名瓷》,金立言主编,2020年,编号94
此造型鹿头尊为乾隆帝所喜之器型,有青花、粉彩、及单色釉如仿汝、仿官釉等,极有代表性。因其形似鹿头或牛首,有称鹿头尊或牛头尊,粉彩器物上多见山水园囿十鹿或百鹿图,因此又称百鹿尊或百禄尊,如乾隆三年曾交下各种瓷器做样本让唐英在御窑厂烧造,其中“洋彩百禄双耳尊一件,照样烧造不要耳子”。不过乾隆应该是后来认为此类尊其实有耳看起来更为大方,改变了旨意,如今所见基本有耳。器形参考清乾隆青花八仙贺寿螭耳尊,售于香港苏富比,2016年10月5日,编号3607。
一、山中商会宝蓄
本尊原为山中商会宝蓄(图1),最初成对流传,展览并出版于1938年山中商会在东京上野日本美术协会主办的《世界古美术即卖大展观》、《朝鲜古美术展览会》,并有昔日展览旧照记录,极为难得。山中商会曾是20世纪初期世界上最成功的亚洲艺术古董商之一,鼎盛时期的商业版图横跨亚、美、欧三大洲。1894年,山中定次郎在纽约开设了山中商会的第一家海外分店,直至1944年结束营业,曾以1913年在纽约举办的恭亲王府旧藏专拍而闻名。
图1
二、类似器物及特殊款识
北京故宫博物馆藏二例器形相似者,见《故宫博物馆藏清雍正青花瓷器物》,故宫博物院,北京,2017年,编号152及153,均为雍正年制,此两件鹿头尊皆为下回首内翻鹿头尊,与本体天蓝釉鹿头尊造型,尺寸一致,为同一批工匠烧造。惟北京故宫博物院两件青花鹿头尊落“大清雍正年制”(图2)。
表1
本品落“大清乾隆年制”篆书款。本器篆书款书写别致,多见于雍正御瓷中。台北故宫院藏清乾隆早期洋彩黄地西蕃莲纹方瓶所落“大清乾隆年制”篆书款与本品一致(图2),为同一批工匠所书写。据台北故宫研究可知“此類篆款亦見於乾隆祭祀禮器、以及一些較為特別的青瓷上,據乾隆十三年《活計檔》有關祭器的款識的指令,高宗命“俱刻篆字款,往細緻篆”稱此類字體為“細緻篆”(图3),其又與雍正時期的篆款字體頗為接近,因此筆者認為此類細緻篆體的使用期間或為乾隆二年至乾隆十三年間。”
图2
图3 款识样稿
天蓝釉为宫廷名品,始烧于康熙一朝,烧造难度极大,最著名的为康熙豇豆红八大码同款的天蓝釉文房用品。天蓝釉至雍正、乾隆,早期至臻至美,均有续烧,惟随着御窑督陶官唐英于乾隆二十一年离世,天蓝釉的烧制技术已经失传,自始已不复见天蓝釉瓷器的身影。目前仅见一白釉售于香港苏富比,2005年5月2日,编号513,足见本品为不可多得的重要藏品。
釉里红凤纹象耳尊——烈火中的技术狂想
Lot 672
清乾隆 御窑釉里红双凤象耳方尊
H:23cm
RMB:3,800,000-5,800,000
来源: 北京东正 2014 年春拍封面,Lot651
参阅: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青花釉里红》(下)页 192,图 176,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香港),2000 年
乾隆帝一直以“盛德圣王”自居,除在内府所藏古瓷上錾刻“比德”、“德充符”等印记外,更将烧造完美无缺的瓷器作为彰显圣德的标准之一。如在其《古陶缶歌》中既有:“腹椭口翕德能畜,……陶于河滨此其躅”,其中“陶于河滨”典出《史记 五帝本纪》,载舜“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这个典故阐明因为舜帝秉承了至高的德行,所以烧制的陶器皆无“髻垦薜暴”之态。乾隆皇帝自注“髻垦薜暴”谓之:“髻垦谓其器之不正,薜暴谓其釉之不纯。”由此烧造器型规矩,釉色纯美的御瓷,被乾隆认为是体现帝王“盛德”的象征。
故而对于烧成色泽不甚明朗的釉里红,乾隆皇帝对此十分不满,于乾隆初年既有明确表达——《活计档》载,乾隆三年,十月二十九“……再釉里红龙梅瓶,红龙颜色不好,往好里烧造。”(图1)并且为了达到“花纹清真,釉水肥润,颜色鲜明”的效果,乾隆皇帝专门拿出认为发色理想的釉里红马挂瓶作为唐英烧造的标准,可见乾隆皇帝对釉里红的烧造费煞心思。所以唐英引领下的御窑厂秉承乾隆谕旨敬谨烧造,唐英在乾隆四年的一份奏折里曾如此记述“窃奴才在京时十月二十五日,太监胡世杰交出釉里红马挂瓶一件,画样一张,传旨看明瓷瓶釉色,照纸样花纹烧造几件送来,务要花纹清真。并将古瓷样式好者拣选几种,亦烧造釉里红颜色,俱写乾隆款送来呈览。钦遵奴才看明釉色,祗领纸样,恭捧到关,即遵旨拣选古瓷、画样内好者数种,一并交窑厂协造葆广等敬谨烧造,并谕俱造釉里红颜色务要花纹清真,釉水肥润,颜色鲜明。俟造得时奴才拣选送京恭呈御览。”
图1
本瓶正是提升改进釉里红发色后,烧造而成之贡御品。从本品造型不难看出,其应取材同类型青铜器皿制作而成,又配以乾隆皇帝最为喜爱的釉里红做装饰,足以体现其慕古思情之下的创作热情。
另外,据《清宫瓷器档案全集》载,道光十九年(1839)立《玉澜堂陈设册》“藕香榭明间南方窗下安楠木条案两张……右案设乾隆款白地红花瓷象耳瓶一件……”,其中提及“乾隆款白地红花瓷象耳瓶”既有可能即指本品此式。玉澜堂(图2)在乾隆时是皇帝的一座书堂,嘉庆朝皇帝曾在这里办公、用膳、召见大臣。道光年间,为节俭开支,撤消了一些陈设,这里被用来赐宴有功的大臣。光绪时期,玉澜堂被用做光绪帝的寝宫。由此可知,此式方瓶原为颐和园皇帝寝殿的陈设之器,常伴君侧,其地位之高,寻常御瓷不足相较。
图2
本品即为督陶官唐英《陶成纪事碑记》所载“釉里红器皿,有通用红釉绘画者”其釉里红发色妍丽而不炫,恰如其分,运用线描釉里红装饰全器是乾隆御瓷独具特色之处,其瓶身所绘釉里红对凤亦颇为特别,唯见乾隆御窑有之,属乾隆创新之作。另外,本品集“太平有象”之造型与“富贵安宁”之吉祥寓意于一身,颇为符合清代宫廷“饰必有意,意必吉祥”的审美情趣。此类器皿质量精良,存世寥寥无几,本品即是其中至为珍贵的一例。北京故宫博物院亦珍藏一件尺寸、大小、装饰皆与之相同的乾隆朝方瓶,可资比较研究。
参阅
唐英仿石纹釉笔筒——帝王的文人情怀
Lot 674
清乾隆 唐英制仿石纹釉墨彩“墨池闻香”笔筒
H:9.3cm D:7.8cm
RMB:800,000-1,500,000
来源: 巴黎艾德拍卖行,2016 年,Lot 50
参阅: 故宫博物院藏,仿石纹釉笔筒。
在中国陶瓷史上,“唐窑”永远是不会被人忽略的,其器物之繁复,釉色之齐全,技艺之精湛,所出瓷器皆为“泥形土质都成金石之声,锦地花纹并带云霞之色”,独步有清一代。《景德镇陶录》赞曰:“所造俱精莹纯全。又仿肖古名窑诸器,无不媲美;仿各种名釉,无不巧合;萃工呈能,无不盛备。器皿则白壤,而埴体厚薄惟腻,厂窑至此,集大成矣。”唐窑,为雍乾之际唐英榷陶珠山所烧造瓷器之概称,《清史稿·唐英传》载“英所造者,世称唐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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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英,字俊公,自号蜗居老人、陶成居士,关东沈阳人,隶汉军正白旗(图一)。生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卒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雍正六年奉使景德镇御厂,佐理窑务,充驻厂协理官;乾隆元年奉命停止窑工,出使淮安关。二年又奉命复办陶务,以淮安关使并兼领陶务。唐英一生事迹除供奉内廷外,便与窑务相始终,先后榷陶二十八年之久,以“陶人”自居,日夜竭心求索,致力“陶之业,陶之人,以迄陶中所有之事”,为景德镇御窑厂历史中督陶时间最长、成绩最著者。
唐窑之物可分三类:一为供御瓷器,每年由唐英督烧监造上供御用;一为唐英敬奉庙宇之供器,以表虔诚之心;一为唐英自用或馈赠亲友之作,多见文房器皿,如笔筒、水盂,喜以诗文、印章入饰,署款唐英斋室名号,常见为“陶铸”、“蜗寄居士”、“古柏堂”等。本品即为其中之一,文雅而精巧,藉此可鉴唐英之文人性情与意趣。
笔筒虽小,却是古代文人案头必备之物。自晚明以降,瓷质文房用品逐渐进入文人视野,与纸、笔、墨、砚等一起成为他们珍赏的雅具之一,出现不少专门的定制品。唐英自幼饱读诗书,借督陶之机,制作了一批瓷质文玩。因其本人深厚的艺术造诣和高超的制瓷技艺,使其作品成为极具品味的艺术珍品。
该笔筒呈直筒状,浅圈足,器内、外壁及底施仿石纹釉,色彩浓淡相宜,纹路舒展自然,绘图如石纹状有序,又似行云流水般酣畅。纹理空隙间呈现洞石之奇谲效果,虽为人工,宛若天成。外壁一侧题“墨池闻香”四字(表1),首章落“片月”,达点睛之妙又似信手拈来,末钤红彩“陶”、“铸”篆体联珠印。底署“乾隆年制”四字双行描金篆书款。
纵观今日公私收藏,一致公认的唐窑自制笔筒数量稀少,能流通者更甚,且品相多有瑕疵。若如本品,当为其中之翘楚,此非虚言。唐英本人能文善书,此笔筒题记足见其书法功力之深厚。“陶铸”是唐英在瓷器上最常用的印章,“陶”字写法通常较固定,但“铸”字时有变化,繁简不一。“片月”往往作为引首章,与“陶铸”搭配出现,其它闲章则甚为随意。“陶”、“铸”是唐英在瓷器上最常用的印章。故宫博物院藏有同类器型,器身同样以墨彩行书题写七言诗句。
图2 故宫所藏唐英诗文笔筒同样落“陶铸”款识“片月”引首
笔筒虽小,可鉴人文。以“陶人”自称的唐英,为宫廷榷陶呕心沥血,每一件作品都闪现他对瓷器的无限挚爱。本品亦然,它承载了一代陶艺大师丰富的内心情感,折射出唐公过人的艺术造诣和清逸脱俗的审美品位,令文人之雅臻于无穷之佳境。
唐英本人能文善书,行书尤其突出,上承魏晋、汉、唐、宋之名家,行笔中自然巧妙地融入前人章法,从而形成自己的风格。楷书受清代馆阁体影响较深,规整精工,清秀健俊。其字结体用笔均出于自然,起承转合气韵贯通,洒脱之情浸透字里行间。书法笔墨之间,墨色枯湿浓淡之变化,非一般书家所能比。诗文行笔流畅,气韵生动,笔法老到,颇见功力,诗、书、印融为一体,相得益彰。本笔筒整体以诗文作装饰,极富浓郁的文人气息,反映出唐英极高的艺术修养,折射出他丰富的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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