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艺术鉴赏网
作者：宋斌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 篆刻教育家
本文系统展示了考古学界、地质矿物学界、珠宝学界发掘、发现、研判的玉石印的原貌，并且揭示了中国篆刻艺术与矿物玉石联袂、耦合姻缘的规律。随着考古学家、地质矿物学家、收藏家的不断发掘、研判的深入，其中的更多谜团和奥秘将会洞开。
A、地质矿物与玉石的学科范畴和渊源
一、地质矿物的定义
根据地质学和矿物学的定义：地质矿物是天然形成的单质或化合物，具有相对固定的化学成分、晶体结构和物理性质（如硬度、光泽、透明度等）。
地质学和矿物学定义的关键在于：一是天然形成，非人工合成。二是化学成分固定或在一定范围内变化：寿山石主要化学成分有：SiO2、Al2O3、FeO、TFe2O3、TiO2等。不同品类的寿山石所含的化学成分值略有不同。三是晶体结构：内部原子呈规律性排列。四是根据地质调查资料，寿山石主要微量元素有：Sn、Mo、Pb、Zn、Cu、Cr、Ni、Co、V、Ba、Ga、Sc、Nb、Y、Be等。其中至少有七种(Mo、Zn、Cu、Cr、Ni、Co、V)为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等。
二、玉石的定义与分类
（一）玉石是指天然形成的、具有美观性、耐久性和工艺价值的矿物集合体。
地质学和矿物学定义的关键在于：例如，青田石的主要矿物成分为叶蜡石，还有石英、绢云母、硅线石、绿帘石等。青田石是一种变质的中酸性火山岩，学名是流纹岩质凝灰岩。青田石的色彩丰富，主要有红、黄、蓝、白、黑等颜色，这些颜色与其化学成分有关。例如，当三氧化铁含量高时，呈红色；含量低时呈黄色；更低时为青白色。青田石的岩石硬度中等，由于含有叶蜡石、绢云母、硬铝石等矿物，因此，具有滑腻感。其主要用途：在于篆刻、镂雕、饰品等珠宝工艺领域，强调美观性和艺术加工价值。
（二）玉石的分类
玉石常见类型包括：
第一，多晶质矿物集合体玉石（多数情况）：例如，寿山石的主要矿物组成为高岭石族矿物，属于天然多晶质宝石。又如，巴林石是富含硅、铝元素的流纹岩，受到火山热液蚀变作用而发生高岭石化形成的。巴林石在成矿晚期，一些硫化物和其他矿物质沿高岭石的裂隙贯穿，或斑布、浸染，因而扩大了高岭石的品种数量。和田玉、岫玉、独山玉、蓝田玉均属于多晶质玉石。第二，单晶质玉石（少数情况）：例如，石英质玉石（如玛瑙、玉髓，隐晶质石英）等。
三、矿物与玉石的关系
部分玉石属于矿物或矿物集合体：多晶质玉石是由多种矿物组成的集合体，整体不属于单一矿物，但其中的每种组成成分属于矿物。单晶质玉石，例如，玉髓、玛瑙，本身是矿物（或隐晶质矿物）。
矿物是构成玉石的基础：玉石的性质（如硬度、颜色）由其组成矿物的特性决定。例如，和田玉的温润感与透闪石的纤维状结构有关。翡翠的硬度（6.5~7）源于硬玉矿物的硬度。
矿物与玉石的区别：矿物强调化学成分和晶体结构，属于地质学 、矿物学概念。玉石强调工艺价值和美观性，侧重在珠宝玉石领域。
概而言之：玉石的 “成分” 主要是矿物或矿物集合体：多晶质玉石由矿物集合体组成，其组成矿物属于矿物范畴。单晶质玉石，如玛瑙、玉髓，本身是矿物或矿物的隐晶质形态。
四、玉石与篆刻有着深厚的渊源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材料与载体：玉石是篆刻艺术重要的材料来源。在古代，人们就开始使用玉石来制作印章，如战国时期的玉印。玉石质地坚硬、细腻温润，具有良好的耐磨性和保存性，能够长久地保存篆刻的文字和图案，是理想的篆刻载体。其丰富的种类和色泽，也为篆刻艺术增添了更多的审美维度。
工艺传承：玉石镂雕工艺为篆刻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玉石镂雕需要精湛的技艺，包括切割、雕琢、打磨等工序。篆刻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这些工艺，特别是在对玉石印材进行加工时，需要运用类似的雕刻手法来塑造印面的文字和肖形图案。许多篆刻家在掌握篆刻技艺的同时，也对玉石镂雕工艺具有一定的了解和掌握。
文化内涵：玉石在中国文化中具有崇高的地位，象征着吉祥、美好和品德高尚等。篆刻艺术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文字和肖形图案的组合表达各种思想和情感。当玉石与篆刻相结合，二者的文化内涵相互交融、相互丰富。以玉石为材质的篆刻作品，不仅具有艺术价值，更承载了深厚的文化意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
艺术审美：玉石的自然美与篆刻的艺术美相得益彰。玉石本身具有独特的纹理、色泽和质感，经过篆刻家的精心设计和雕刻，印面的文字和肖形图案与玉石的天然特性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艺术效果。篆刻的线条、章法布局和刀法等艺术元素，与玉石的美感相互映衬，使作品既具有玉石的温润华丽，又具有篆刻的古朴典雅，提升了艺术审美价值。
B、玉石的类型、特质及其文化意蕴
一、辞书对 “玉”与 “石””的释义
《辞海》解释为：玉：“温润而有光泽的美石。《说文・玉部》：玉，石之美者，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鳃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洁之方也。”玉石一般指软玉和硬玉，为两种不同的矿物。石：“构成地球岩石圈的主要物质。由一种或几种矿物所组成，例如，寿山石主要有三种矿物组成：1、高岭石族矿物：包括地开石、高岭石和珍珠陶石，它们的晶体结构相似，化学组成略有差异，常以微晶或隐晶质的形式存在，使寿山石具有细腻、温润的质地。2、叶蜡石：晶体呈片状或板状，具有蜡状光泽，硬度较低。叶蜡石含量较高的寿山石，质地相对较软，光泽度较好，如芙蓉石、月尾石等部分品种，常以叶蜡石为主要矿物。3、伊利石。详细说明了石的构成及不同种类石头的矿物成分差异。”
《辞源》解释为：“玉与石。《诗・小雅・鹤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荀子・法行》：‘坚刚而不屈，义也；廉而不刿，行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并见，情也；扣之，其声清扬而远闻，其止辍然，辞也。故虽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后因以玉石比喻美好的品德和文章。也泛指一切玉石制品。”《辞源》对玉石的解释更侧重于其在古代文献中的文化寓意，与《辞海》侧重于矿物学角度的解释有所不同。
《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玉，也泛指玉石的制品。”同时，对玉解释为：“矿物，不透明和半透明的集合体，主要成分是硅酸铝钠，硬度大，有光泽，可用来制造装饰品或做雕刻的材料。”《现代汉语词典》对玉石的定义较为简洁，既将玉石视为玉这种矿物，也涵盖了以玉为原料制作的各类物品。
《汉语大字典》解释为：玉：“石之美者。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鳃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洁之方也。” 强调玉是美丽且具有多种美好品德象征的石头，常被用于制作礼器、饰品等，在文化中具有极高的地位。石：“岩石；石头。”是构成地壳的矿物质硬块，种类繁多，在自然界中广泛存在，是一种常见的物质，其用途广泛。
《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玉：“矿物，不透明和半透明的集合体，主要成分是硅酸铝钠，硬度大，有光泽，可用来制造装饰品或做雕刻的材料。”从现代科学的角度对玉的物质属性进行了定义，明确了其矿物成分和主要特点及用途。石：“构成地壳的坚硬物质，是由矿物集合而成的。”同样从科学角度指出石是地壳的组成部分，强调其由矿物集合而成的特性。
《新华字典》解释为：玉：“石头的一种，质细而坚硬，有光泽，略透明，可雕琢成工艺品：玉石。玉器。玉玺（君主的玉印）。抛砖引玉。金玉良言。玉不琢，不成器。”石：“构成地壳的矿物质硬块：指石刻：金石。”
二、玉石类型与特质
（一）玉石的类型
1、硬玉：主要代表是翡翠，其化学成分为钠铝硅酸盐，硬度较高，摩氏硬度为 6.5 - 7.5，颜色丰富多样，有绿色、白色、紫色、黄色、红色、黑色等，其中以绿色为上品。优质的翡翠质地细腻、温润，光泽明亮，在珠宝市场上备受青睐。
2、软玉：主要成分是透闪石和阳起石，摩氏硬度在 6 - 6.5 之间。中国传统的和田玉就属于软玉，其颜色有羊脂白、青白、青、碧、黄、墨等色。和田玉质地温润细腻，油脂光泽强，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和收藏价值。此外，岫玉、独山玉等也属于软玉范畴，但它们在成分、颜色和质地等方面与和田玉有所不同。
3、单晶质玉石（少数情况）：如石英质玉石（如玛瑙、玉髓，隐晶质石英）。
4、多晶质矿物集合体玉石（多数情况）：和田玉：主要由透闪石（Ca₂(Mg,Fe)₅Si₈O₂₂(OH)₂）和阳起石矿物组成。岫玉：主要由蛇纹石（Mg₆Si₄O₁₀(OH)₈）矿物组成。
独山玉：由斜长石、黝帘石等是多种矿物组成的岩石。
（二）玉石的特质
1、物理特性：玉石通常具有较高的硬度和韧性，使其能够经受住雕刻和打磨等加工过程，不易损坏。同时，玉石具有独特的光泽，如玻璃光泽、油脂光泽、蜡状光泽等，使其呈现出温润、柔和的美感。此外，玉石的透明度也各不相同，从透明到不透明都有，如翡翠中的冰种、玻璃种透明度较高，而和田玉一般为微透明至半透明。
2、化学特性：玉石的化学性质相对稳定，不易受到酸碱等化学物质的侵蚀。不同种类的玉石因其化学成分的差异，在颜色、硬度、密度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性。例如，翡翠中的铬元素使其呈现出绿色，而和田玉中的铁、锰等元素则影响其颜色的深浅和色调。
三、玉石的文化含量
玉石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极其深厚的文化含量，它不仅是一种自然矿物、玉石印玺，更承载着哲学思想、伦理道德、审美情趣和社会价值，被誉为 “天地之精华”、“君子之象征”。在玛雅文化中，玉石被视为神灵的象征，具有神秘的力量。玉石文化的本质，是中国人将自然之物转化为精神符号的创造性实践。它既是儒家伦理的 “物化教科书”，也是道家哲学的 “自然隐喻”，更是世俗生活的“吉祥密码”。从原始部落的祭祀神器到当代人的随身饰品，玉石始终承载着中华民族对真、善、美的永恒追求，成为中华文明独一无二的文化基因。它有着多个维度的文化意蕴。
（一）道德象征：君子比德于玉
玉石的物理特性被古人赋予道德内涵，成为儒家伦理的具象化表达。
仁：玉石质地温润，如君子仁爱宽厚，《礼记》载 “温润而泽，仁也”。义：玉体坚硬致密，象征正义不屈，“缜密以栗，义也”。
智：玉石虽脆但断口锋利不尖锐，寓意智慧圆融，“廉而不刿，智也”。礼：玉有光泽且表里如一，代表礼仪端庄、表里如一，“垂之如队，礼也”。
信：玉色纯净无瑕，象征诚信无欺，“孚尹旁达，信也”。
（二）宗教与哲学：沟通天地的灵物
玉石在原始宗教和哲学体系中具有神秘力量，是连接人神、天地的媒介。祭祀礼器：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以玉琮、玉璧祭祀天地，《周礼》记载 “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成为沟通神灵的祭品。
永生信仰：汉代帝王以 “金缕玉衣” 下葬，认为玉石可保肉身不朽、灵魂永存，反映古人对生命永恒的追求。
道家哲学：玉的 “温润”“清透” 契合道家 “道法自然”“清净无为” 的思想，被视为修炼成仙的灵物，如《抱朴子》载 “玉亦仙药，但难得耳”。
（三）权力与身份：等级制度的物化
皇权象征：秦始皇以和氏璧制 “传国玉玺”，刻 “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成为皇权神授的信物，此后各朝帝王皆以得玉玺为正统。
贵族礼制：周代实行 “六器” 制度（璧、琮、圭、璋、琥、璜），不同身份的贵族使用不同玉器，如 “天子执圭，诸侯执璧”。
（四）审美情趣：文学艺术创作和民俗崇尚的永恒主题
《诗经》以 “言念君子，温其如玉” 赞美君子；屈原《离骚》以 “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 表达高洁志向的文学意象。
篆刻镂雕艺术：篆刻艺术、玉雕工艺贯穿中华文明史，夏商周时期已有成熟题材和精妙绝伦作品。华夏民族崇尚、追慕“玉养人，人养玉”、“金玉良缘” 。
（五）文化标识：民族精神和物质载体的赓续
玉石文化贯穿中华文明五千年，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符号。从新石器时代的玉铲（生产工具）到明清的玉白菜（艺术摆件），玉器演变史折射出中国社会从实用到审美的文明进步。成语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体现民族气节，“化干戈为玉帛” 象征和平理念。玉石文化在现代衍生出收藏热、珠宝产业等新形态，2008 年北京奥运会奖牌 “金镶玉” 将传统玉文化与现代体育精神结合，成为文化创新的典范。
C、追溯中国历代玉石的重要产地与源头
一、在新石器时代，辽宁、内蒙、甘肃、江苏是重要产地与源头
在北方地区：辽宁的岫岩玉较为著名：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所用玉材，部分产于岫岩境内细玉沟，俗称老玉，为透闪石软玉。辽宁岫岩是重要产地，兴隆洼文化遗址出土的玉玦所用玉料为辽宁岫岩的河磨玉。此外，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的兴隆洼文化、辽宁牛河梁遗址的红山文化，其玉料来源除岫岩外，还有观点认为可能来自医巫闾山或贝加尔湖地区。
在西北地区的玉矿遗址：甘肃武山的鸳鸯玉在距今约 6500 年时被用于制造玉钺等礼器。河西走廊的马鬃山径保尔草场、寒窑子两处玉矿以及兰州附近的马衔山玉矿，都是齐家文化玉器的重要玉料来源。甘肃敦煌旱峡玉矿遗址，是国内可以确定年代最早的透闪石玉采矿遗址（多出自考古发掘报告及相关研究文献）。
在南方地区的玉矿：江苏溧阳：溧阳梅岭玉矿是良渚文化玉器的玉料来源之一，位于沪宁杭长三角几何中心的溧阳梅岭玉矿，是良渚文化玉器的玉料来源之一，被认为是《禹贡》中记载扬州所产的 “瑶琨”。
二、在夏商周时期，新疆、陕西、河南为重要玉料产地
在新疆地区：《山海经・西山经》有 “南望昆仑，其光熊熊，其气魂魂。其中多玉”等记载，可视为对新疆昆仑山一带产玉的早期文献描述。《管子・揆度》篇记 “禺氏之玉”，《管子・国蓄》篇说 “玉起于禺氏”。这说明已有新疆和田玉被开采和使用的迹象。
在陕西地区：蓝田山开始出产美玉，蓝田玉在当时已受到关注，被用于制作玉器。《汉书・地理志》有 “蓝田，山出美玉” 的记载，表明蓝田玉在汉代以前已被认知和记载。
在河南地区：南阳独山玉在这一时期也已被利用，河南境内的一些遗址出土了用独山玉制作的玉器。陕西神木石峁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玉斧、1952 年发现的殷墟玉器、1976 年妇好墓出土的玉器都有以南阳玉为玉材的例证。
三、在春秋战国时期，新疆、陕西、河南、辽宁是产玉的基地
新疆和田玉逐渐成为主要玉材，当时的和田玉主要通过采集籽料的方式获得。虽无明确新的专门文献记载产地，但从和田玉逐渐成为主要玉材可推断其产地仍为新疆昆仑山一带（如《史记・李斯列传》有 “陛下致昆仑之玉”，可侧面反映此前春秋战国时已有相关认知，因秦统一前已有新疆玉输入秦地）。
陕西蓝田玉、河南独山玉、辽宁岫岩玉等继续被开采和使用，各地玉器制作工艺逐渐发展，不同地区的玉料在全国范围内流通更为广泛。文献有零星记载玉材延续之前朝代或在相关玉器制作、使用的描述中有所体现。
四、在秦汉时期，新疆、陕西、甘肃是玉料的主要生产矿区
在新疆地区：《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明确记载了汉代使者探寻到于阗（今和田）一带为黄河源头且山多玉。
在陕西地区：《汉书・地理志》有 “蓝田，山出美玉” 的记载，蓝田玉在秦汉时期仍是重要的玉石品种，仍受关注。
在甘肃地区：有部分玉料来源于甘肃地区，如酒泉等地的蛇纹石玉有少量使用（相关记载较零散，多见于考古对玉器材质分析及相关历史研究中）。
五、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疆、青海、内蒙古、辽宁、河北是重要玉石产地
在新疆地区：仍然是和田玉的主要产地，这一时期出土的玉器中以新疆和田玉为主。文献《北史・西域》《魏书》《梁书》等记载于阗国（今新疆和田一带）有河流出玉石，如 “于阗国…… 城东 30 里有首拔河，中出玉石” 等，表明新疆和田仍是重要玉石产地。
在其他地区：青海玉树地区有玛瑙矿，青海大通县大通镇有玉料产出。内蒙古赤峰地区、河北省藁城市等地有青田石、辽宁岫岩玉等玉石产出（记载零散，多在地方考古发现及相关玉石研究文献中提及）。
六、在唐宋时期，新疆、陕西依然开采和使用玉石
在新疆地区：和田地区依旧是重要的玉石产地，宋代对和田玉的开采和重视程度较高，于阗的白玉河、绿玉河、乌玉河等河流是采玉的重要地点。宋代《文献通考》载 “每岁秋水小之后，国人取玉于河，谓之捞玉，官取之后，方许私取”，说明宋代于阗（今和田一带）采玉以河中捞玉为主，且有官方先采的制度。《游宦纪闻》等记载了宋徽宗时向于阗征取玉石及于阗国王进贡玉石等情况，反映和田玉产地及贸易情况。
在陕西地区：蓝田玉在唐宋时期仍然被开采和使用，继续为玉器制作提供原料，延续其历史产地地位（在一些文人诗词等中有零星提及。
七、在元明清时期，新疆、辽宁大规模生产与制作大型玉雕
在新疆地区：和田玉的开采规模进一步扩大，除了籽料采集外，清代开始开采山料。新疆的和田、于阗、且末等地都是重要的产玉区。（如清代乾隆时期琢制的大禹治水玉山，青玉材采自密勒塔山，相关记载见于清代宫廷档案、玉器研究文献等）。
辽宁地区：岫岩玉的开采和使用也较为广泛，产量较大，在制作大型玉雕座件和中小型摆件中被广泛应用。文献记载多见于考古报告、地方史志、玉器工艺、玉雕摆件制作、玉器材质分析书籍等）。
同时，不同朝代还有一些玉石产地记载或在特定时期有一定产出和使用，如《云林玉谱》记载河洛玉有多种品种，《唐书》记载唐代洛阳洛河滩发现文字奇玉等，但相对四大名玉产地等而言，不是主流或持续稳定记载的重要产地。
D、中国历代玉石开采的技法
一、在先秦时期：《穆天子传》中有 “穆王西巡至于昆仑之山，得玉献之” 的描述，表明在先秦时期，昆仑山一带的玉石就已被开采并作为贡品。
先秦时期玉石开采的文献记载主要有：《尔雅・释地》：记载 “东方之美者，有医无闾之珣玗琪焉…… 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提及了东方医无闾山和西方霍山所产的美玉，是早期关于不同地区玉石资源的记录。《山海经》：记录了 140 座山出产玉，如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玉山，其上多玉” 等多处记载，也有考古发现，反映了先秦时期人们对玉石产地、开采的认知。《越绝书》有 “黄帝之时，以玉为兵” 的记载，反映出当时玉石已被开采、加工为兵器。从考古发现来看，河南邓州八里岗遗址仰韶文化早期已有南阳独山玉器的发现、开采、利用。甘肃、青海等地新石器时代遗址，如齐家文化等出土大量玉器，根据遗址与当地玉矿的位置等推断先民采玉地点在大地湾、师赵村等遗址附近的天水武山。
二、在秦汉时期：《汉书・西域传》记载： “于阗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河源出焉，多玉石”。这说明汉代已知于阗（今和田地区）的山上有玉并且开始开采。
《史记・大宛列传》：记载 “而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窴，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这表明汉代使者探寻到黄河源头在于阗（今和田）一带，且知道那里山多玉石并进行开采。《汉书・地理志》记载：有“蓝田，山出美玉” ，这说明汉代蓝田山（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附近）产玉，其实，春秋秦汉时蓝田玉雕开始在贵族阶层和上层社会流行，秦始皇传国玺就被认为是用蓝田水苍玉制成。《汉书》记载： 汉代西域地区“莎车国有铁山，出青玉”，这表明汉代已知莎车国（今新疆莎车县一带）有产青玉的铁山。从考古发现来看，汉代王室崇尚玉石及其制作精美的玉器，如著名的汉代中山靖王墓的金缕玉衣等，反映出当时玉石加工工艺的发达，也暗示了玉石原料的获取有一定规模。通过考古发掘和碳十四测年等手段得知，旱峡玉矿开采时间大约从公元前 2000 年一直持续到公元 100 年左右，大致涵盖了秦汉时期。
三、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晋天福三年（938 年）张匡业、高居诲出使于阗，见到采玉情况并且记述说：“每岁五六月，大水暴涨，此时正是采玉的好时机”。这说明因为季节性河水上涨会将玉石从山上冲到河床，便于采集。《北史・西域》记载： “于阗国，在月末西北，葱岭之北 200 余里，东去鄯善千五百里，南去女儿国三千里…… 城东 30 里有首拔河，中出玉石”。《魏书》记载：“于阗城东 30 里有首拔河，中出玉石，且山多美玉。”《梁书》记载 “于阗有水出玉，曰玉河”。《梁书・诸夷》中记载 “渴盘陀国，于阗以西小国，产金，玉，王姓葛沙氏”。北魏《水经注》记载：“莎车城西南去蒲犁 740 里，汉武帝自西域屯田于洲，有铁山，出青玉。”
四、在隋代：出土的玉器虽数量不多，但从已知的陕西西安李静训墓出土的白玉钗等玉器来看，均用优质青白和田玉制作。这与战国以前和魏晋南北朝玉器用料较杂、使用优质和田玉较少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在唐宋时期：宋代宋应星《天工开物》描绘了白玉河捞玉的图景：“玉璞堆积处，其月色倍明矣”，还提到 “其俗以女人赤身没水而取者，云阴气相召，则玉留不逝，易于捞取”。
在唐代：唐代和田玉大量输入中原地区。朝廷对和田玉原料管理严格，民间玉器多用地方玉料。关于采玉制度，《新五代史・四夷附录》载于阗 “东曰白玉河，西曰绿玉河，又西曰乌玉河，三河皆有玉而色异”。
在宋代：和田玉开采与使用记载较多：宋代对和田玉的开采和重视程度较高。《文献通考》卷 337 载 “每岁秋水小之后，国人取玉于河，谓之捞玉，官取之后，方许私取”，说明宋代于阗地区采玉仍以河中捞玉为主，且官方垄断，先官采后民采。宋代历代皇帝对和田玉颇为钟爱，如真宗禅地玉册拒绝珉玉而选和田玉，徽宗赵佶嗜玉成瘾，使得宋朝对和田玉的需求大增。
征取与进贡记录主要有：宋人张世南的《游宦纪闻》记载了宋徽宗时向于阗征取玉石的经过：“大观中，添创八宝，从于阗国求大玉”。史载于阗国王李圣天一次就 “遣使贡玉千斤”，乾德三年 “于阗王等遣史来朝，进马千匹，橐驼五百头，玉五百团” 等，反映出和田玉输入中原数量巨大，同时丝绸之路沿途的龟兹、高昌、甘州、沙州回鹘都曾贡玉于宋。宋代唐慎微所著《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中有关于古人采玉的记载：“每岁五六月大水暴涨，则玉随流而至，玉之多寡由水之大小”。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有新疆和田玉开采和使用情况的记载。南宋张世南的《游宦纪闻》： “国朝礼器及乘舆服饰多是于阗玉”，这说明宋代宫廷对和田玉的使用普遍。
元代玉石开采与运输：《元史》卷八《世祖纪五》记载： “（至元十一年正月丙午）立于阗、鸦儿看两城水驿十三，沙州北陆驿二，免于阗采玉工差役”，体现了元政府对于阗地区采玉工差役的安排以及与驿道修建的关联。《食货志》中玉课部分有 “于是免其差徭，与淘户等所淘之玉，于忽都、胜忽儿、舍里甫丁三人所立水站，递至京师”，说明玉石由淘户采集后通过水站运往京师。《经世大典・站赤》记载： “（至元十年六月）十八日，兵刑部侍郎伯术奏：‘(可) 失呵儿、斡端之地产玉，今遣玉工李秀才者采之，合用铺马六匹、金牌一面。’上曰：‘得玉将何以转至此？’对曰：‘省臣已拟令本处官忙古解拔都儿，于官物内支脚价运来。’上曰：‘然则必得青黑白之玉。复有大者，可去取瑕璞起运。’” 表明至元十年元政府已组织在可失呵儿、斡端（于阗）采玉，并规划了运输方式等。《癸辛杂识续集》记载：宋末元初人周密在其文集《癸辛杂识续集》上记录 “伯颜丞相尝至于阗国开省，于其国中开井，得白玉佛一身，高三、四尺，色如截肪，照之皆见筋骨脉胳，已即贡之上方。又有白玉一段，高六尺，阔五尺，长一十七步，即长八尺五寸也，以重不可致”，反映了元朝个人在于阗的采玉及贡玉情况。从文献可知元朝于阗（今和田一带）是重要玉石产地，有白玉河（今玉龙喀什河）、绿玉河、乌玉河产青黑白之玉等。总体而言，元代对于阗地区玉石开采有官方组织行为，并有相应的运输、管理等措施。
在明代：《天工开物》记载：“凡玉入中国，贵重用者尽出于阗（今新疆和田）葱岭…… 其岭水发源名阿耨山，至葱岭分界两河：一曰白玉河（今玉龙喀），一曰绿玉河（今喀拉喀什河）…… 玉璞不藏深土，源泉峻急激映而生，然取者不于所生处，以急湍无着手”，提到玉石主要产于于阗葱岭，玉石璞不藏于深土，因水流湍急，取玉者不在其生处获取，还记载了河中捞取次生籽玉的情况。明高濂《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上》： “论古玉器” 条记载：“今时玉材较古似多。西域近出大块劈爿玉料，谓之山材，从山石中锤击取用，原非于阗昆冈、西流砂水中天生玉子，色白质干，内多绺裂，俗名江鱼绺也。” 这是最早关于明代开采原生玉矿的记载。
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观此诸说，则玉有山产、水产二种。各地之玉多在山，于阗之玉则在河也。” 提及玉有山产和水产两种类型。
传教士鄂本笃游记：明神宗万历三十一年（1603 年）一月，葡萄牙传教士鄂本笃耳闻叶尔羌、和阗二地采玉情况并留下记载，“玉有两种，第一种最良，产于阗（和阗）河中，距国都不远，泅水者入河捞之，与捞珠相同。‘石山远距城市，地处僻乡，石璞坚硬，故采玉事业，不易为也。土人云，纵火烧，则石可疏松。采玉之权，国王亦售诸商人，售价甚高。租期之间，无商人允许，他人不得往采。工人往工作者，皆结队前往，携一年糇粮。盖于短期时间，不能来至都市也。’” 此外，明代的一些史书如《明实录》、《明会典》均有记载。
明代开采玉石的技术进步：第一、开采种类拓展，开始开采山料：此前和田籽料开采较早，而明代有了山料开采的明确记载。如高濂提到: “西域近出大块劈爿玉料，谓之‘山材’，从山石中槌击取用”。葡萄牙传教士鄂本笃也记载了叶尔羌、和阗等地有从山中开出的品质不佳的玉料，这表明开采范围从河中籽料拓展到了山体中的山料，增加了玉石的来源渠道。第二、开采及运输方式的改进，运输创新：对于山料运输，如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县大同乡古玉矿的玉料，可通过毛驴运至河边，再用羊胃制成的筏子顺河漂流运输，这种利用自然河道和简易漂浮工具的运输方式，相较于单纯人力搬运是一种进步。第三、加工技术的提高、设备的改进、工艺的规范化：在玉石加工方面，明代水凳等设备在宋元基础上有了进一步改进，主要体现在砣轮转速等方面。加工设备的改进对玉石开采也有一定的间接影响。更高效的加工设备使得对玉石原料的需求可能增加，提高开采效率以满足加工需求。同时，设备改进也使得工匠能更好地处理不同质地、形状的玉石原料，包括山料等质地相对较粗、瑕疵较多的玉料。明代晚期制玉工匠逐渐适应和掌握了改良后的高效磨制技术，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工艺流程，使玉器加工程序、加工手段更加规范化和标准化。
在清代：清代统一新疆后，其开采规模超过历代。主要体现在：第一、产地集中且明确：清代以前，古代采集和田玉的地点记载较为模糊，没有具体的矿山记录。而清代有了详细记载，仅新疆和田地区具体的采玉矿山就不少于六处，集中了众多的和田玉资源，成为和田玉的主要产地，吸引了无数采玉人。第二、官方主导规模化开采，清代统一新疆后，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在和田设办事大臣，并设 “哈什伯克”（玉石官）督办采玉。从乾隆二十六年（1761 年）起，官督民采成为和田玉采玉的主要方式，所得玉全部归官。在这一时期，密尔岱玉矿作为开采规模最大的山料玉矿，自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起，兴盛了长达半个多世纪。开采最旺时，采玉人数达三千多人。据《叶城县志》记载，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 年）五月，叶尔羌办事大臣高朴征发 3200 多名民工开赴密尔岱山开采玉石。
第三、开采产量巨大：从清乾隆二十五年到嘉庆十七年的 52 年间，共计贡进朝廷的玉石多达 20 余万斤。乾隆三十六年（1771 年）一次进贡，就运送和田玉料 2 万余斤。当时密尔岱矿每年产玉估计不下 5000 公斤。嘉庆四年（1799 年）曾采到大玉三块，“首者青，重万斤；次者葱白，重八千斤；小者白，重三千余斤”。第四、玉石运输网络完善：通过塔里木河与河西走廊的运输网络，每年数万斤优质白玉经万里跋涉运抵北京，形成了一条耗时数月的玉石运输线，成为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代玉石开采有着先进的技术和方法：
在勘探技术方面，清代开采前需要对玉石资源进行详细的地质勘探，以确定优质玉石的具体位置。虽然当时没有现代先进的勘探设备，但工匠们凭借长期积累的经验和对地质地貌的观察，能够大致判断出玉石可能存在的区域，从而提高开采的成功率。
在开采方法的多样化方面，清代捞玉：这是较为传统的方法，人们在夏季雪水将玉石冲入河中，秋末洪水退去后，于河床中拣拾和捞取玉石。这种方法利用了自然的水力搬运，无需复杂的工具和技术，成本较低，且能获得质地较好的籽料。
在挖玉方面：清代随着对玉石需求的增加和技术的进步，人们开始在河岸附近挖掘，寻找被泥沙掩埋的玉石。这种方法需要一定的挖掘工具和技术，能扩大玉石的采集范围，找到一些埋藏在地下的优质玉石。
在攻玉方面：即清代直接在山中开采原生玉石。工人需攀登陡峭的山崖，使用简单的工具进行开采。虽然难度较大、条件艰苦，但能够获得大量的山料，满足宫廷和民间对玉石的大量需求。
在拾子玉方面：指清代在山间和河滩上捡拾较小的玉石碎片。这种方式较为简单，通常是在开采其他玉石的过程中，顺便收集这些零散的玉石碎片，也能积少成多。
在玉石分离技术方面：清代在挖掘过程中，工匠们会依据玉石的大小和形状，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分离。对于较大块的玉石，会采用火烧水泼的方式使其膨胀裂开，然后再进行分割。这种方法利用了热胀冷缩的原理，虽然较为原始，但在当时是一种有效的分离大型玉石的手段。
在运输技术方面：清代开采出的玉石需要被运送到山下的指定加工场所。工匠们会利用滑车和绳索将玉石小心翼翼地运下山。滑车和绳索的使用，能够借助重力和简单的机械原理，较为省力地将沉重的玉石运输到山下，减少了人力搬运的困难，提高了运输效率。
E、中国历代玉印及其代表作
一、夏代玉印：夏代玉印有一枚被称为 “夏禹王”玉印 的玉玺，据相关资料介绍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这枚玉玺为青玉质地，印钮为兽形，印文为 “夏禹王”。
其文物价值、历史价值在于：它将为研究夏代历史提供珍贵的实物证据，有助于了解夏代的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情况，以及当时玉器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其艺术价值在于：印钮为兽形，此类设计在古代玉器中较为罕见，印文 “夏禹王” 三字，字体工整，刀法细腻，显示出高超的雕刻技艺，体现了当时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观念。2002年，一位考古学家在京城的报国寺古玩市场偶然发现了一枚玉印。这枚玉印上刻有四个蝌蚪形图案，经过研究，这些图案被认为是夏代的文字，翻译过来为“群臣和谐”，推测这枚玉印可能是用于祭祀的。
绍兴博物馆收藏了两件重要的玉器：直内玉戈和平头玉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乃诚在第三届夏文化学术大会上，认为这些玉器是夏代真实存在的物证。
二、商周时期玉印：其代表作当属商代龙纽四神纹玉印：收藏于渭南市博物馆。白玉质。其印面长 4 厘米，宽3.1 厘米，通高 2.9 厘米。椭圆形制，龙形纽，长方眼，双角内卷后伏，双足前屈，身体作伏状，尾蟠于周沿。玉玺腹面内凹，中间以单条“十”字阴刻线将印面分成四区，四区内各阴刻一种图案。这是2016年6月，渭南市文物旅游局对澄城县王庄镇柳泉村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在一座西周早期的墓葬中，意外发现的一件龙钮形玉玺。这是首次出现的随葬玺印，也是中国发现最早的龙钮玉玺。2016年7月1日，新华社进行了报道。
2016年8月10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吴镇烽先生在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络平台上，以《中国最早的龙纽玉玺》为题，发表了对于该印的看法。在安阳殷墟妇好墓中，曾出土一件“龙纽石器盖”，型制及图案与这枚玉印十分相似。这件所谓的石盖：“高3厘米，长径5.4厘米，短径4.5厘米，厚0.8厘米。白色，微灰，大理石。椭圆形，面部微鼓，上雕龙形纽，龙口微张，露舌，长方眼，鼓耳，双角内卷后伏，鼻清晰，双足前屈，雕出三爪，作伏状，尾蟠于边沿，背、尾均饰菱形纹，背面微凹，中间刻“十”字阴线，长径上下侧各雕夔纹一对，头相对，张口，身、尾极短。”
柳泉“玉印”与妇好墓“石盖”在质料、形制、装饰等方面颇为相似，但妇好墓发掘者将其定名为“器盖”。这两件器物皆出土于墓葬，且柳泉“玉印”龙纽背后有“小穿孔”，初步推测此类器物可能为墓主人的随身物品，用以驱鬼镇妖，后成为汉代风靡一时的“四神”印。由此可见，妇好墓所谓的“石盖”，也应当属“玺印”的一种。其艺术文化价值不菲：从历史价值上看，它是中国目前为止出土最早的玉印，为研究中国古代印章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也反映了商代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状况。从艺术价值上看,玉印的雕刻工艺精湛，龙纽造型生动逼真，线条流畅自然，体现了商周时期高超的玉器制作水平。印面的图案设计简洁明快，富有抽象性和象征性，具有较高的艺术审美价值。从文化价值上看,龙在古代中国文化中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代表着皇权、尊贵和神秘。这方玉印以龙为纽，反映了商周时期先民对龙的崇拜和信仰，也体现了当时的社会等级制度和文化观念。
三、周代玉印：文字或图案玉印：有 “司马”、“司徒” 等文字内容的官印，也有刻有吉语、动物图案等的印章和绳结、腰带造型玉印。
四、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玉印的代表作：
（一）战国楚国“计官之鉩” 玉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青玉琢造，鼻钮，其印面 1.8厘米×1.8 厘米，通高 1.35 厘米。印文字体为战国古文，白文，右上起顺读 “计官之鉩” 四字，印文篆体笔画挺拔，玉色青灰，材质呈透明状。
战国楚国“君之信玺” 玉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其印面 2.5厘米×2.5 厘米，通高 2.1 厘米，重 20 克。玺面阴刻篆书 ，覆斗形钮，坡面和印侧饰有卷云纹及树叶纹，线条细腻沉稳，篆法刚劲。
（二）战国秦国玉印的代表作：
战国秦国“襄平君”玉印：鸡骨白玉质 ，收藏于日本好晴楼，太田孝太郎旧藏。印面的文字排列规整， 三字线条流畅，笔画粗细均匀，布局严谨对称，体现了秦国玉印在文字排版上的秩序感。其艺术风格：整体风格古朴大气，印文线条刚劲有力，同时又不失圆润之感，展现出秦国玉印独特的艺术魅力，在体现秦国文化的雄浑大气之时，又有玉器本身带来的精致感。
战国秦国“张頛” 玉印：印面文字采用二字式，秦篆字体，结构紧凑，笔画分布均匀，“张” 字左右结构比例协调，“頛” 字上下结构层次分明，体现了秦印注重文字结构规矩的特点。其线条简洁明快，刀法犀利，转折处干净利落，体现出秦国玉印制作工艺的精湛和简洁大气艺术风格的特征。
（三）战国宋国玉印的代表作：
战国宋国“宋公栾” 玉印：此印与宋国君主或贵族有关。其印文布局严谨，线条刚劲有力，具有战国时期玉印的典型特征。
战国宋国“宋司寇玺” 玉印：“宋司寇” 是宋国的官职名称，掌管刑狱、纠察等事务。印面文字古朴大气，体现了当时的篆书风格和印章制作工艺。
战国宋国“宋右师玺” 玉印：这方玉印是宋国右师官员行使权力的凭证。其印文清晰，玉质温润，展现了战国时期宋国玉印的艺术水平和制作规范。
（四）战国齐国玉印的代表作：
战国齐国“齐国之印” 玉印：和田玉材质，玉质温润，印面文字布局严谨，笔画挺拔，体现了战国齐国文字的特点和玉器制作的工艺水平。
战国齐惠王套玉印：和田玉材质，雕工精湛，包浆老道，沁色完美，玉质温润细腻。套印的形式在战国时期较为少见，体现了当时较高的工艺水平和艺术价值，也反映了齐国在印章制作方面的特色和创新。
战国私印“王间信鉩” 玉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青玉琢造，鼻钮，其印面 2.0厘米×2.0 厘米，通高 1.6 厘米，印面有阴线边栏，印文字体为战国古文，白文四字印，右上起顺读 。印台四面有减地凸起的窃曲纹，四面上敛成斜坡状，斜面满布阴刻勾莲雷纹。印材绿色微暗，颇为古雅。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多以窃曲纹和勾莲雷纹作装饰，此后的铜器上则基本未见。战国时期的玉印上也多采用这两种纹饰，且在汉代的精品玉印中仅此一见。中国古代玉印在印身上雕有纹饰者本已少见，此件战国玉印整体保存完好，并且兼具这两种纹饰更属罕见。
（五）战国燕国玉印的代表作：
望诸君玉印：是战国燕国玉印的代表作之一。清宫旧藏。这枚印是明代托名战国封君玺印之作，白玉质地，皎洁无瑕。兽钮，其印面2.05厘米×2.1厘米，通高1.9厘米。印面有阴线边栏，印文字体为篆书，白文，右上起顺读“望诸君”三字。印钮为圆头神兽，脊背平展，四足撑地，欲前行状。
印文中的“望诸君”本为战国时期的赵国封君，名乐毅。《史记·乐毅列传》载：乐毅在赵国时已显露军事才能，后离开赵国前往魏国，又作为魏昭王使者至燕国，燕昭王任他做亚卿。燕与齐两国有旧仇，此时齐国又与秦国争胜，诸侯都害于齐愍王的骄暴，皆愿与燕联盟伐齐。于是燕昭王起兵，拜乐毅为上将军，赵惠文王也以相国印授乐毅。乐毅于是并统赵、楚、韩、魏、燕五国之兵伐齐，几乎将齐国灭亡，遂成一代名将，燕昭王因此封乐毅为昌国君。
（六）战国三晋地区的玉印代表作：
战国时期，晋国已被韩、赵、魏三家瓜分，其代表作如下：
“长平君相室鉨”：收藏于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该印为三晋玉质官称，其印面 2.2 厘米x2.2 厘米，印文六字分为左右两排，右边三个字上大下小，左边三个字上小下大，形成榫卯之势。其线条方圆结合恰到好处，部分笔画中段粗而两端较细，体现了战国玉印的特征，结体上疏密有致，走刀清劲挺拔、娴熟流利。
“春安君” 玉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战国三晋玉质官鉨。此印章法比较平稳，文字 “印化” 程度较强，变圆为方、易曲为直、中规中矩。但仔细观察会发现细微变化，如文字和上下边栏的距离上小下大，“春” 字上下结构两部分互调位置，巧妙地解决了与全印不易协调的问题，下部中间的小短横并不在正中间，而是偏左，与之交叉的弧笔像条小尾巴般向左弯曲，“安” 字的宝盖头上收下放，与 “君” 的两个长竖有所区别，避免了雷同。
“襄安君” 玉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战国三晋玉质官鉨。其印面呈扁方状，有一种饱满酣畅的韵味。右侧两字主要以圆转取势，左侧则以直线和短斜线为主。尽管印文之间存在一些疏朗之处，但通过笔画之间的相互照应，使整方印并不显得生硬疏离，在章法上四字纵向紧密穿插，横向则下紧上松，呈经典的 “U” 形排列，有大开之势，四个字重心整体略有倾斜，全靠印边栏使之合围。
“匈奴相邦” 玉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战国三晋玉质官鉨，属于三晋之赵国制作其印面 2.5 厘米x2.5 厘米，通高 1.85 厘米，是目前可见最早的中原王朝颁赐给周边少数民族的官印。此印风格较为平正，但并不平淡。在笔画上，线条细而不弱，清朗雅正，有一股秀逸静穆之气。字法上，印文中除了 “匈” 字古籍笔意较为明显，其余三字已接近缪篆，外形端方整饬。章法上，全印虽然平正，但也有微妙变化，四字分成两排，“匈”“邦” 二字略小，且略圆润，“奴”“相” 二字稍大，且略方整，成对角呼应，刀法娴熟，转换自如，起论搭接自然流转，线条挺拔圆劲，刚柔相济。
“赵成” 玉印：取材上等和田玉，玉质洁白润泽，局部受沁，色泽纯正典雅，质地缜密，油润细腻。印身四方，小巧周正，印钮为一圆雕螭龙，螭龙回首盘卧，攀伏于印上，四肢发达有力，长尾翻卷，面部雕工精细，张口欲吼，表情细腻传神，栩栩如生。
“絑” 玉印：战国时期三晋私印，白玉琢造，鼻钮，其印面 1.6厘米×1.6 厘米，通高 1.3 厘米，印面有阴线边栏，印文字体为战国古文，白文，右起横读 “絑” 二字。玉色青白，光泽素淡雅致，材质温润细腻，琢造极为工整。
（七）战国魏国玉印代表作：
“安陵君印”：战国时期魏国玉印，此印为青玉质地，兽钮，印文字体为篆书，白文，右上起顺读 “安陵君印” 四字。
战国 “陈顺” 玉印：材质：新疆和田玉。沁色：局部有黑色水银沁和牛毛纹。其印文布局：印文 “陈顺” 二字为战国古文，布局错落有致，结构紧密。文字线条挺拔，笔画圆转多姿，体现了战国时期篆书的艺术风格，虽为两个字，但整体和谐自然，具有独特的美感。线条首尾尖浅而中段宽深，这是由于圆形砣具琢治后未作进一步修凿所致，是战国玉印线条的典型特征，展现出古朴、自然的韵味。从该印可以看出战国时期各国文字的特点和演变，对于研究战国时期的文字发展和篆书艺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玉印的制作工艺也反映了当时琢玉工艺的成熟水平，为研究战国时期的玉器制作工艺提供了实物资料。
“魏章” 玉玺：收藏于源远堂， “战国九玺” 中，有一枚 “魏章” 玉玺，此玉玺具有一定的魏国风格。
五、秦代玉印代表作：
传国玉玺：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命玉工将和氏璧雕琢成传国玉玺。其方圆四寸，上纽交五龙，正面刻有李斯所书 “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八篆字，是皇权神授、正统合法的信物，具有重要的政治和文化意义。秦代规定“玺”为天子所专用，大臣以下和民间私人用印统称“印”。这表明玉玺作为一种特殊的玉印，早在秦代就已经存在，并且是帝王的专属之物。
秦代乘舆六玺主要载于《汉旧仪》：分别是皇帝三玺（皇帝之玺、皇帝行玺、皇帝信玺）和天子三玺（天子之玺、天子行玺、天子信玺）。《文献通考》记载 ：“秦以印称玺，以玉不通臣下，用制乘舆六玺，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在《史记・高祖纪》中有关于秦始皇玉玺（传国玉玺）的记载，即刘邦兵入咸阳时，秦王子婴降时将其献给刘邦，汉以为传国玺。历经多个朝代相传，直至后唐清泰三年（936 年）失踪。其下落仍然是一个谜团。
在《晋书・舆服志》《宋书・礼志》等文献中，也提及 “乘舆六玺” 是秦制，汉遵秦制未改。这六玺是秦朝皇帝处理日常政务时使用的印章，是皇帝权力的象征，分别用于不同的政务场合，如皇帝行玺用于册封诸侯、任命官员等事务；皇帝信玺用于征兵、调兵等军事事务；天子行玺用于对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册封、赏赐等外交事务等。
秦代 “姚歇”私印：玉质印章在秦代成为象征权力凭信的皇帝专用材质，但也有少量如 “姚歇” 私印存在，其制作工艺精湛，具有秦代印章的典型风格。
秦代“文路”两面玉印，收藏于天津博物馆。长1.7厘米，宽1厘米，高0.6厘米。
秦代张頛玉印：「頛，音磊」，淡青玉质，收藏于日本好晴楼，太田孝太郎旧藏。
六、汉代玉印代表作：
汉代（前202—公元220年），分为西汉和东汉，西汉的时间是公元前 202 年至公元 8 年。东汉的时间是公元 25 年至公元 220 年。是继秦代之后强盛的大一统帝国，前202年高祖刘邦建国，定都长安，文景之治后，汉武帝刘彻进一步推动大一统事业，在“昭宣中兴”时达到极盛。公元九年，王莽篡夺政权，西汉结束。公元25年，皇族刘秀称帝，建立东汉，定都洛阳，开创了光武中兴和明章之治，万国来朝，汉代是一个强大的帝国，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和之后的唐朝合称为“强汉盛唐”。汉代，民族融合空前发展，对外交流频繁，国力和经济较为强盛，且文化的统一，为中华民族两千年的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为中华文明的延续和挺立千秋做出了巨大贡献，汉代共历400多年，220年禅位于魏王曹丕，东汉结束。
（一）西汉玉印代表作。
西汉“皇后之玺”玉印：1968 年咸阳市北原韩家湾狼家沟出土，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采用新疆和田羊脂白玉雕成。玺钮为高浮雕匍匐回首状之螭虎，玺面镌刻阴文篆书 “皇后之玺” 四字，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汉代唯一的皇后用玺的唯一实物资料。其印面 2.8厘米 x2.8 厘米，通高 2 厘米，重 33 克。边款：玺台四侧面呈平齐的长方形，并琢出长方形阴线框，其内雕琢出4个互相颠倒并勾连的卷云纹，每个云纹均以双阴竖线与边框相连。年代：距今2200多年。《汉旧仪》载：“皇后玉玺，文与帝同，皇后之玺，金螭虎钮。”此印形制与印文正与汉制相合。因出土地点距汉高祖和吕皇后合葬的长陵约1公里，推测为吕皇后吕雉之物，弥足珍贵。对研究秦汉帝后玺印制度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迄今为止，是发现的两汉时期等级最高、且唯一的一枚帝后玉玺，属于国家级文物。2013年，国家文物局将西汉皇后之玺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
西汉：“帝印”玉印：其印面2.3厘米x2.3厘米，通高1.8厘米。收藏于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青白玉，乳白色闪青，有光泽。螭虎钮，正方形。印面阴刻"帝印"二字，缪篆，有边栏和纵格。凿刻刚劲有力，布白匀称。印文的槽沟内尚留有朱红色的印泥。印台周边减地刻勾连雷纹。钮上的螭虎匍匐于云海之间。腹下有穿孔，可系带。
西汉“赵眜”玉印，其印面2.3厘米x2.3厘米，通高1.6厘米。印文为阴刻篆书。覆斗式印钮，上边有一个小孔可以系印绶。最早的汉代玉印出自于南越国国王赵眛，赵眜是西汉时期南越国第二代君主，公元前137年，赵佗去世，次孙赵眛即位，他成为第二代南越王，号称南越文帝，赵眛在位15年，于公元前122年去世，其位传给赵婴齐。
“赵眛”印与“文帝行玺”印同出，西汉南越王博物馆是1983年发现的南越国第二代国王赵眜之墓的。该印出土于墓主人的腹部和腿部之间。在秦朝末年楚汉相争之时，南海郡尉赵佗，趁机起兵，兼并桂林郡和象郡，于公元前203年，在岭南地区建立了南越国，并定都番禺（今广州市），后来赵佗臣服于汉高祖刘邦，成为汉代的藩属国。
西汉：“大刘记印”玉印：2014 年出土于南昌海昏侯墓。新疆优质和田玉，色泽白润，龟钮，其印面 1.7x 1.7 厘米，正方白文汉印。该印“姓氏+记+印”的印文体例独特，史无前例。其制作精致，印文玉箸篆线条遒劲流畅，精美圆润，体现了汉印印面平正大、，结体方整匀称，庄严典雅、雍容醇厚的典型风格。在中国印史上罕见，属汉印中的精品。对于研究海昏侯以及西汉历史具有重要价值。
西汉：“武意”玉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是采用鸟虫篆书体的汉代玉印。鸟虫书是将鸟、虫、鱼的形象或抽象形态融入笔画的篆书变体，此印文字意态飞动、精丽娟美，与润洁剔透的质地和精湛的琢刻工艺交相辉映，是西汉玉印的精品之一。
西汉：“夫人”玉印，收藏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其印面2厘米×2厘米，通高1.5厘米。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县罗泊湾2号墓出土。青黄色，桥纽，正方形。印面有边栏和纵格，阴刻篆书“夫人”二字。
西汉：“羊纽印坯”玉印，收藏于南京博物馆，通高1.6cm，江苏省盱眙县东阳3号墓出土。青玉质，器表沁泽较重，方形印，羊纽，雕琢简约，形象不失生动，养身下穿有一孔，用于系挂，印面无文，轮廓圆润，系长期把玩所致，当为玉挂饰。
西汉：“李谢”玉印，收藏于湖南省博物馆，其印面2.3厘米x2.3厘米，通高1.8厘米。湖南省长沙市魏家堆3号墓出土。黄褐色，局部受沁有黑斑，印面为正方形，覆斗醒纽，上有穿鼻，印面阴刻篆书“李谢”二字。
西汉：“周诱”玉印，收藏于湖南省博物馆，其印面2.2厘米x2.2厘米，通高1.7厘米，湖南省长沙市黄土岭27号墓出土。鸡骨白色，印面为正方形，覆斗形纽，上有穿鼻，印面阴刻篆书“周诱”二字。
汉 “杜宝”玉印，收藏于甘肃省博物馆。国家一级文物。其印面1.3 厘米x1.3 厘米,通高1.35 厘米。和田白玉。方形，龟钮。印面以铁线篆镌刻“杜宝” 二字。玉质洁白莹润，雕刻精细生动，镌刻细劲，书体秀美关注公众号古玉虫。古代印章以玉作印材的，秦汉以前比较少见。《史记·秦始皇本纪》《集解》引卫宏曰“……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群臣莫敢用”，此说虽主要指官印而言，但至汉代若无僭越之风，一般人是不敢用玉印的。杜宝此人虽不可考，但其身份绝不会是百姓庶民。故这是一件质地上等，雕刻制作绝佳，十分珍罕的汉代私人名章。曾得到罗福颐先生的赞赏。
汉，程竈，黑玉，覆斗钮印。
（二）东汉玉印代表作
东汉的时间是公元 25 年至公元 220 年。东汉玉印种类丰富，既有官印，也有私印，以下是著名的东汉玉印有：
东汉：“危息” 玉印：收藏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其印面2 厘米x2 厘米，通高1.3 厘米，。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县新村32号墓出土。东汉私印，青玉，呈黄白色，覆斗纽，正方形，印面阴刻缪篆“危息”二字。印面残有印泥痕。
东汉：“吕万年”玉印，收藏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其印面1.3 厘米x1.3 厘米,通高1.1 厘米，。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县火车站74号墓出土。东汉私印，青玉，棕褐色龟纽，腹下有穿，正方形，印面阴刻“吕万年印”四字，缪篆。印文沟内残有印泥痕。
东汉“杜安居”玉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其印面1.6 厘米×1.6 厘米，通高1.0 厘米。东汉私印，墨玉质，琢造，鼻钮。印文字体为汉篆，白文，右起顺读“杜安居”三字。
东汉“杜元”玉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其印面2.3 厘米×2.3 厘米，通高1.5 厘米。东汉私印，印青玉质，琢造，鼻钮。印文字体为汉篆，白文，右起横读“杜元”，两字并列。
东汉“郭徹”玉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其印面1.9 厘米×1.9 厘米，通高1.3 厘米。东汉私印，印白玉质，琢造，鼻钮。印文字体为汉篆。白文，右起横读“郭徹”二字。二字为标准汉印篆法，印面布局极具法度。
东汉“尹让”玉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其印面2.1 厘米×2.1 厘米，通高1.4 厘米。东汉私印，青玉质，琢造，鼻钮。印文字体为汉篆，白文，右起横读“尹让”二字，两字并列，布局舒展。玉色淡青发白，部分质地微微闪黄。
东汉“陈毋伤印”玉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其印面1.7 厘米×1.7 厘米，通高1.2 厘米。东汉私印，黄玉质，琢造，鼻钮。印文字体为汉篆，白文，右上起顺读“陈毋伤印”四字。此印制作时布局合理，上排两字占印面稍多，下排两字占印面略窄，效果极佳。
东汉“王尊”玉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其印面2.4 厘米×2.4 厘米，通高1.9 厘米。东汉私印,青玉质，琢造，鼻钮。印文字体为篆书，白文，右起横读“王尊”，两字并列，所占印面不等，明显地考虑到入印文字的具体结构。
东汉“刘憙”玉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其印面2.1 厘米×2.1 厘米，通高1.3 厘米。东汉私印，玉质，琢造，鼻钮。印文字体为汉篆，白文，右起横读“刘憙”二字，字口较深而平整。印表面原材质之色已不可辨，遍体已沁成骨色，旧称 “鸡骨白”。
东汉“妾徼” 玉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其印面 2.1 厘米×2.1厘米，通高 1.4厘米。东汉私印，青玉质，琢造，鼻钮。印文字体为汉篆，白文，右起横读 “妾徼” 二字，篆法尚精，布局稍散。印台四垂直面各有一组减地凸起的窃曲纹饰，台面布满阴琢的雷纹，印体土沁，满布斑点。
东汉“魏霸” 玉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藏，东汉私印，该印是汉代玉印中的精品，也是现存汉代形制最为硕大的一方私印。据史书记载，魏霸是东汉和帝时人，曾任巨鹿太守、太常等职为政简朴。“魏霸”印文清朗妥适，线条匀落流畅，遒健中见婉转，具有一种文静典雅的韵味。
七、魏晋南北朝玉印代表作：
“周茂之印” 玉印：白玉质，细腻温润，有黄色和褐色沁。印台为矮方形，形制规整，采用螭钮。高浮雕螭龙伏身于印上，四足踏地，扭身回望，阳雕兽目、兽眉，方脸宽吻，怒目回首，肌骨饱满有力，颇具汉代遗风，底部篆刻印文 “周茂之印”。
“殿中监” 玉印：曹魏时期开始设置 “殿中监” 一职，晋、宋、齐、梁、陈等朝代沿袭。如果有 “殿中监” 玉印，应是当时的重要官印之一，其印文风格应符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特点，笔划方折，字型方正。
“关中侯” 玉印：“关中侯” 是曹魏时期设置的爵位，此玉印若存世，也是该时期的典型代表之一，其印钮采用龟钮等形式，印文布局较为规整，体现出当时的篆书风格。
“侯”是我国古代封爵之一。据《礼记》记载：“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中国历代官称辞典》有：“关内侯”、“关中侯”、“关外侯”辞条。
八、隋代玉印代表作：
据文献记载，隋朝御玺有八种，即乘舆六玺，传国玺和神玺（亦称受命玺）。不过，隋朝御玺的形制多已不可考。在陕西延安甘泉县美人泉曾出土过一枚玉印，白玉质，色白莹润细腻，印面文字为篆书 “孟其瑞”。该印是隋代甘泉县县令孟其瑞的私印，他为了让当地百姓不再因给宫廷送美人泉水而受苦，将自己的玉印塞进泉眼，后被考古专家发现。
隋代时，朝廷在秦汉“六玺”的基础上，增加了“神玺”和“受命玺”。进入唐代，再增“传国玺”，共有“九玺”。它们的使用在《新唐书》有着明确的规定，“传国玺”为改朝传代专用，“神玺”“藏而不用”，威镇中国，其它“六玺”的用途分别是“皇帝行玺以报王公书，皇帝之玺以劳王公，皇帝信玺以召王公，天子行玺以报四夷书，天子之玺以劳四夷，天子信玺以召兵四夷。”
九、唐代玉印代表作：
唐代“中官府印” 玉印：1986 年河北省出土，玉为深绿色，钮部有赭色沁，印面长3.1x宽2.9厘米，通高3.7厘米。印面为长方形，其上阴文篆书 “中官府印” 四字。印纽琢刻一螭纹，呈蟠曲状，顶部横穿两孔，便于系挂。
十、五代十国玉印代表作：
五代十国（907 年 —979 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时期。五代：是指 907 年唐代灭亡后依次定都于中原地区的五个政权，即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907 年，朱温篡唐建立后梁，这是五代十国的开始。后唐取代后梁，后晋又取代后唐，后汉取代后晋，后周取代后汉。960 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北宋，五代结束。十国：在唐末、五代及宋初，中原地区之外存在过许多割据政权，其中前蜀、后蜀、南吴、南唐、吴越、闽国、南楚、南汉、南平（荆南）、北汉等十个割据政权被《新五代史》及后世史学家统称十国。十国的存在时间不一，北汉是十国中最后一个灭亡的政权，979 年，宋太宗赵光义亲征北汉，北汉主刘继元被迫出降，十国时期结束。
“高祖神武圣文孝德明惠皇帝谥宝”：1942 年出土于五代前蜀皇帝王建的永陵，收藏于四川博物院。印材为白玉，钮雕兔首龙身，龙身刻麟甲，麟甲上原有贴金，玉印前后左右分别刻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四神图案，底部阴刻篆书谥号 “高祖神武圣文孝德明惠皇帝谥宝” 十四字。和田玉 “乞伏炽盘之玺” 套印：质地为和田玉，雕刻精细，层次分明，纹理清晰，色彩艳丽，包浆浓郁，保存完好。
十一、宋代玉印代表作：
主要有：“大宋受命之宝” 玉玺：赵匡胤黄袍加身代周后自制，象征着宋代统治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是宋代开国的重要象征之一。“承天受命之宝” 玉玺：由宋太宗刻制，同样具有彰显皇权、昭示天命所归的意义。“皇帝恭膺天命之宝” 玉玺：真宗皇帝后的诸帝所用，体现了宋代皇帝对皇权天授理念的延续和强调。南宋 “墨元” 白玉印：出土于南京江宁建中村南宋绍兴二十五年（1155 年）墓，整器为方形兽钮，印面篆刻 “墨元” 二字。
十二、西夏玉印代表作：
目前已知的西夏玉印代表作较少，主要有“首领” 玉印：印文为西夏文 “首领”，是西夏官印中常见的内容，其印面边长多在 45 毫米至 70 毫米之间。青白玉印章：刻有各种西夏文内容，这类玉印材质为青白玉，玉质温润，印文体现了西夏文字吸收汉字笔画特点的风格。 在2018年6月28日年北京嘉德春季拍卖会上，出现了一枚刻有西夏文字的玉印章，有元代花押风格的印面，现收藏于北京觀璟堂。玉印形似扁平的方糖，玉质为和田青白玉，素背无钮，正中对穿牛鼻孔，孔两侧浅阴线刻有七字西夏文，字面漫患难识，印面为剔地浮雕阳纹花押款，具有元代花押印的典型风貌，花押纹为元代皇室贵族独特的设计符号，非文字，亦不可辨识。与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契相对比，此玉印所雕琢之文字为西夏番文。
西夏统治政权分两个机构：宋制职官与党项职官，西夏官印文字始终如一采用的是西夏文字。西夏官印形制特殊，方印圆角，印文基本以对称形式排列，两字者上下对应，四字者均分，六字者左右两列对分。印字结构是经过改造的篆文，铸文较宽，笔画与边栏等宽。短柄钮或柱钮，印台薄。印钮的两侧往往刻有成列的西夏文，释印文内容及执掌者，目的是加强对官印的使用与管理。西夏官印是中国印章史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十三、元代玉印代表作：
元代“阳平治都功印”。收藏于江西省博物馆。为元代以来张天师所用，是重要的元代道教文物。该印印面12.3 厘米x12.3厘米，通高6.4厘米，重972克，为青白玉质，印钮为一蹲踞触角螭龙，翻唇露齿，眉须后拂，腿关节部位毛发翻卷长飘，鬃毛飘扬，凛然生威尾作分丫鱼尾状，雕琢精细，生动传神；印面为阳文九叠篆体“阳平治都功印”六字。该印为世传克制鬼神的主要法器，为正一宗坛的镇坛之宝，历代天师亲自宝藏之。艺术特色：玉质温润、雕琢精美、工艺细致。印体方正扁平，周边起线爽利，打磨光滑；印体正面起窄边框，内部减地阳文 “阳平治都功印”六字，印文为宋代开始官方流行的九叠篆体，线条流畅，文字结构严谨、布局疏密得当。该印玉质温润、雕琢精美、印文规整、工艺细致、稀有，为龙虎山天师府法物中极为重要的一枚法印，螭龙印纽显示出如皇家般的尊贵等级，历代天师袭用至今，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是国宝级文物。
元代“大元帝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玉印：收藏于西藏博物馆。龙钮，长12.4 厘米x宽12.1厘米,通高11.4厘米，由元代皇帝赐予 “国师”，作为元代统领释教事务的权威信物，象征国家对佛教的最高管理权。受封者为元代的第五任帝师扎巴俄色，是西藏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其艺术特色在于：印上文字为元代国字八思巴字篆体，是藏语译音，将藏、汉和蒙古文化有机融合，把源自藏文的八思巴字与中原地区印章形制及宋代汉字九叠篆书体风格容纳于方寸之间。
元代“统领释教大元国师之印”，收藏于西藏博物馆。为青玉质地，印钮是一对精雕细刻的卧龙。此印为元代成宗皇帝于藏历第五绕迥木羊年(1295年)颁赐西藏萨迦教派乞剌斯八斡节儿的玉印。其印面9.6 厘米×9.6厘米。印文为八思巴文拼写汉文,四行,从左至右。字体规整、气势恢宏。帝师,意为“皇帝之师”。由元代中央任命,作为中央朝廷的命官。其艺术特色在于：玉质青色，呈扁方形，印钮是一对精雕细刻的卧龙，采用重刀深雕的手法，以粗犷豪放的风格把两条龙刻画得栩栩如生。它最大的意义在于：标志着西藏正式纳入中国行政版图。
十四、明代玉印代表作：
明代官制中玉被视为至高无上的权力象征，体现了玉的纯洁和高贵。其玉印多为明代托名古代玺印之作。
明代“辽东王玺” 玉印：白玉质地，龟钮，其印面 2.3 厘米×2.3 厘米，通高 2.0 厘米，清宫旧藏。印文字体为篆书，白文，右上起顺读 “辽东王玺” 四字。龟钮背上饰环纹，极规整有致。龟扭首侧视，神态惕惕。印材质清透亮，灿烂光辉。该印为明代托名楚汉之际封王玺印之作。
明代“南康王章”玉印：白玉质，瓦钮，其印面2.3 厘米×2.3厘米，通高1.8厘米。清宫旧藏。该印白玉质，瓦钮。印文字体为篆书，白文，右上起顺读“南康王章”四字。印钮为弧拱形覆瓦状，宽与印台等齐，瓦面满琢精美的勾莲纹。该印为明代托名南朝封王玺印之作。
明代“荆王之玺”玉印：青玉质地，覆斗钮，其印面2.6 厘米×2.7厘米，通高2.3厘米。清宫旧藏。印面有阴线边栏，印文字体为篆书，白文，右上起顺读“荆王之玺”四字。印顶平面，琢兽纹，印台四侧斜面，每面阴琢双桃纹。此印印体较大，材质极佳，遍体一色，如冰糖冻般光润透亮。该印为明代托名汉初封王玺印之作。印文中的“荆王”名刘贾，本是刘邦同族，楚汉之际为汉将，随汉王刘邦辗转征战，屡立战功。汉并天下后，为保有天下，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开始去异姓王，以异姓功臣为侯，封同姓王，其中刘贾被立为荆王，镇淮东52城。
明代“江夏王章”玉印：白玉质地，羊钮，印面2.1 厘米×2.1厘米，通高2.2厘米。清宫旧藏。印白玉质，羊钮。印文字体为篆书，朱文，右上起顺读“江夏王章”四字。印钮为一曲腿侧卧的小羊，意态恬静。印材白玉无瑕，光亮耀目。该印为明代托名南北朝时期封王玺印之作 。
明洪熙永乐仁孝文皇后青玉龙钮谥宝：青玉质地，龙钮造型，是明代皇后用玺的重要代表。
明洪熙永乐仁孝文皇后青玉龙钮谥宝是一方残损之印，仅余原物的二分之一，青玉质地，龙头完好，印文现仅存“天齐圣文皇后宝”七字，受谥人是明代永乐皇帝的皇后徐氏。该印残损的谥宝是目前所见唯一的明代太庙尊藏的谥宝。
十五、清代玉印代表作：
清代皇帝玉印代表作：主要来自乾隆时期厘定的交泰殿 “二十五宝”，以及部分皇帝的个人代表性玉印：乾隆十一年(1746年)，乾隆皇帝对前代皇帝御宝重新考证排次，将其总数定为二十五方，并详细规定了各自的使用范围。这二十五方御宝分别为:大清受命之宝、皇帝奉天之宝、大清嗣天子宝、皇帝之宝二方、天子之宝、皇帝尊亲之宝、皇帝亲亲之宝、皇帝行宝、皇帝信宝、天子行宝、天子信宝、敬天勤民之宝、制诰之宝、敕命之宝、垂训之宝、命德之宝、钦文之玺、表章经史之宝、巡狩天下之宝、讨罪安民之宝、制驭六师之宝、敕正万邦之宝、敕正万民之宝、广运之宝。重新排定后的二十五宝各有所用，集合在一起，代表了皇帝行使国家最高权力的各个方面。
二十五宝玺，除了大清嗣天子宝 ，鎏金质；皇帝之宝 ，栴檀香木质外，就有23方采用玉质打造。
清代“大清受命之宝”玉印：二十五宝玺之一，白玉质，盘龙纽，印文为满文和汉字。其印面14×14厘米，通高12厘米。它是皇权神授的象征，用于昭告天下天子登基，确立皇帝统治的合法性。
清代“皇帝奉天之宝”玉印：二十五宝玺之一，其印面14.1 厘米x14.1厘米，通高15.1厘米。深绿色软玉，卷绕龙形把手，满文和汉字印文。该印显示皇帝对上天的尊重和服从，主要用于祭天等重大仪式，祈求上天庇佑国家和皇室。
清代“皇帝之宝”玉印：二十五宝玺之一，有青玉和檀香两种材质，其中青玉质的更为著名。其印面 12.5 厘米×12.5 厘米，通高9.5厘米。缠龙纹篆书满文，皇帝下诏大赦时使用。
清代“天子行宝”玉印：二十五宝玺之一，碧玉质，蹲龙纽。玺文朱文，篆文，左满文，右汉文篆体。其印面15.5 厘米×15.5厘米，通高13.8厘米。根据《交泰殿宝谱》，该印作“以册外蛮”之用。皇帝册封少数民族首颌时，钤此宝。
清代“天子信宝”玉印：二十五宝玺之一，青玉质，缠龙纹，玺文朱文，篆文，左满文，右汉文。其印面12.1 厘米×12.1厘米，通高8.5厘米。向附庸国和地区发布命令、传达旨意时使用，体现了清朝皇帝对周边藩属国的统治权威。根据《交泰殿宝谱》，此宝作“以命殊方”之用。
F、中国历代石印暨实物
篆刻家离不开印石，印石的广泛应用，宣告了以艺术欣赏为主，以石为主，以玉印、铜印为辅新的时代的开始。印石有着温润细腻、脆软相宜的特质，为文人提供了自篆自刻的理想艺术载体，促进了篆刻艺术之花在华夏艺苑茁壮成长，因而备受历代篆刻家的钟爱，而在众多的印石品类中，寿山石、青田石是最早、最佳、最广泛应用的印石，它在煌煌中国篆刻史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划时代贡献。
一、中国历代石印
中国使用石质印章的历史久远，早在印章的创制时期就有，从已考古发掘的资料来看，历代都有。仅长沙一地，新中国成立后至70年代就发掘、出土少量的战国时期的石质官私印，西汉时期滑石印44枚。这些滑石印的用途都是陪葬所用。
现藏故宫博物院的汉新莽时期的石质两面印“洽平马丞印”和“巩县徒丞印”是作为铸印母范用的，这是石印的另一用途。
在盛行佩饰印章的唐代，石印因质软而不能“大行”于世，直至宋元明清之际佩印之风趋衰，书画对印的要求又有较大的需求！于是石印大流行。宋元之后文人参与刻制石质印章的性质就不同了，宋元有关文献和文人篆刻家的史料证实了文人亲自篆刻石质印章比较流行。
然而，以石入印、自篆自刻，有确切记载并可见到印痕是之于画面流传至今的，元代的画家王冕是第一个。自宋元开始，石章在文人中成为普遍乐于采用的篆刻材料，使文人们不再处在篆刻的门槛之外，而是登堂入室，使文人篆刻集书篆、设计、奏刀镌刻为一体。从此以后，印章艺术成为文人气质、思想和审美趣味的直接体现，并真正成为诗、书、画不可或缺的有机成分。
从收藏的角度看，石印收藏标准有四：一是印文。印文首先要考虑其艺术性，尤其是应注意它是否为名人所刻。二是“归属”如果不是名人所刻，也应该为名人所用。三是石质。好的石质有很高的玩赏性，好石百看百玩不厌。四是印钮。自明清石印大兴印章顶部的印钮和印体的薄意浮雕，都出现了不少鬼斧神功的佳作。
二、先秦时期：战国时期石质印章的用途及特点，战国时期石质印章多为古玺，官玺为主，滑石材质居多。印文内容多为官职名称，如 “司马”“司徒” 等。这些印章是权力的象征，用于处理政务、发布命令等，其形制一般较为规整，多为方形或长方形。其形制较小，印面文字和图案简洁古朴，以实用功能为主。从考古发掘来看，长沙等地出土的战国时期的石质官私印，具有代表性，为研究当时的印章文化提供了实物资料。
三、秦汉时期石印的用途及特点
秦汉时期印章制度逐渐完善，石印主要作为明器用于陪葬，其制作工艺和风格受到铜印影响，印文规整，布局严谨。秦代石印的特点：秦代石质印较少。收藏于天津博物馆收藏的 “泉州丞印”“范阳丞印” ，是较为少见的石质印范。形制：秦代官印尺寸基本统一，一般在 2 至 2.5 厘米之间，多为方形印，正方形的为正格，非正方形的基本下一个等级，设有 “田”“日” 边栏界格。私印则形制多样，有方形、圆形、长方形等。文字：秦代印章统一使用秦篆，印文线条劲健挺拔。官印文字较为规整，私印文字则往往更见奇崛，体现出较高的艺术水准。
罗福颐先生研究的汉新莽时期的 “洽平马丞印” 和 “巩县徒丞印”两印，具有代表性，收藏于故宫博物院。汉代授官制度是一官一印，而上述两面印是一印双职，故应是作为母范之用。古代有大量同官秩的印钮，形制相同，故印体母范不必大量保存，铸造时仅以印钮母范和现作的印文母范相合，再翻砂浇铸即可。
四、汉代滑石印：滑石是热液蚀变矿物，由富镁矿物经热液蚀变所形成，是一种常见的硅酸盐矿物，它非常软并且具有滑腻的手感。
从目前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来看，汉代的石章数量相当有限，且大都用于陪葬的“明器，即冥器”。因汉时有“职官迁、死必解印绥”的规定，官印被禁止作为明器随葬，故官印多为滑石印代替，请来工匠刻制，称为急就章。在长沙发掘出土了西汉时期滑石印44枚。
由于这种滑石柔嫩易受刀，其镌刻较之玉印等更能运作自如,得心应手，比起官印的严整，滑石印体现出了率意不拘，风格多变，富于变化等特点，虽然在创作手法上显得粗旷，但却迎合了篆刻的审美取向。
这是《考古》杂志2006年第3期常德市文物管理处在发掘报告中公布的一方出土印章“长沙僕”，1998年出土于湖南省常德市南坪东汉时期的墓葬中。该印为方形、桥形钮，阴刻正文。其印面2．7厘米x2．7厘米，通高2厘米。
古代制印以铜质为主，另有金、银、玉、玛瑙、琥珀、角、牙、石、木等材质；自元文人王冕发现花乳石以后，则以石替铜，开创了所谓的“石印时代”。
从目前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看，汉代的石章在数量上只是零零星星，相当有限；而在用途上，多是随葬的明器，雕刻一般都粗糙不整，为急就而制。刻印工匠的文化程度和技艺水平也差异很大，例如，上世纪五十年代湖南长沙西汉墓出土的一批随葬石印，其中“逃阳令印”、“酉阳长印”，即刻制相当粗糙；另有“门浅”“长沙仆”“舂陵之印”，制作却很是精到。
这方“汉寿左尉”滑石印，雕刻工艺也明显具有急就的草率特征，文字长短肥瘦不匀，线条的转折处多有断笔，有的线条还错位衔接不上，其中“汉”字右偏旁的下部且作了减笔。“官司空臣之印”亦如此。
从文物工艺学的角度看，这两方滑石印章的制作显然是不够精湛的，观察其用刀的痕迹，是以单刀中锋冲刻为主，极少复刀，入印文字基本未作缜密的布局，当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故发掘报告的执笔者说它“雕工粗糙”。然而，从篆刻的角度来审视这方急就章，它却陡然呈现出艺术魅力来，它不仅不是雕刻的劣品，反而是一件相当有神气、韵味的佳作，其率意不拘的风格，正与当今篆刻的审美取向相吻合。譬如刀法的苍茫老辣、富于变化，文字繁简欹正、伸缩挪让的一任自然、不假修饰，章法的对角呼应，以及“左”字别致的大面积处理等，这些特点都是当今印坛所追摹的。
东汉印工为赶下葬的急就之作，恐怕不会意识到这是一件艺术作品；但时隔近两千年后，今天的印人们却向它投去了烁烁的审美目光。
五、唐代石印、石刻：主要包括官方印玺、石刻经籍以及具有纪念或标识意义的石刻等：唐代 “涪州之印” 石印：收藏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石质，其印面5.4厘米×5.2厘米，通高1.1厘米。唐代官方印玺一部分采用石质材料，尺寸较秦汉印有所增大，多为宽边朱文大印。涪州在唐朝武德元年（618 年）由渝州的涪陵镇分置而来，以 “在蜀江之南，涪江之西，故为名。”该印主要用于官方文件、文书的签署和认证，是当时涪州官府处理各类政务时使用的印章，是涪州作为地方行政机构行使权力的重要象征。其历史和文化艺术价值：是研究唐代地方行政制度、行政区划变迁的重要实物资料，有助于了解唐代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及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其印文的书法风格、雕刻工艺等，反映了唐代的印章艺术水平和审美观念。
唐代石刻经籍：又称唐石经，是唐代官方组织刊刻于碑石上的儒家十二部经典。始刻于唐文宗大和七年（833 年），并于开成二年（837 年）刊刻完成，最初立于长安国子监内，后几经迁徙，最终安置于西安碑林第一室内。
六、宋元时期：从宋代开始，文人参与刻治石质印章逐渐普遍。到元代，石质印章在文人中广泛流行，成为文人表达自我的重要方式，风格多样，注重书法与刀法的融合。
元代著名画家、诗人、篆刻家王冕（1287年~1359年），浙江诸暨枫桥人。以浙江青田一带出产的花乳石自刻印章，拉开了文人墨客耕石自篆的序幕。这是王冕绘画题跋上留下的仿汉印风格的篆刻作品。
七、明清时期：石质印材种类丰富，篆刻艺术蓬勃发展，流派众多，印人注重印面设计和边款创作，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其典型代表有：文彭的石印作品风格清新典雅，开创了吴门派篆刻。丁敬的浙派印章以切刀法为主，风格古朴苍劲。 “西泠八家” 的作品对后世影响深远。
近代：石印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融入了新的艺术观念和表现手法，更加注重个性的表达，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代表人物有：齐白石的石印作品，单刀直入，风格雄浑豪放，如 “中国长沙湘潭人也” 印，“恣肆开张，气势夺人而精微不失”，体现了其独特的艺术风格。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等各省市博物馆、文史馆、民间博物馆收藏了大量珍贵的先秦与各个朝代的玉石印。正期盼着专家、学者们的更加深入的探究、研讨，发表真知灼见。
编辑：舒章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