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四川地区是我国窖藏遗存非常丰富的地区,为研究这类独特文化遗存提供了有利条件。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利用电子探针等技术,对新发现的成都天府一街窖藏出土的瓷器进行研究。结果显示,窖藏瓷器在化学组成、器型特征等方面,与附近琉璃厂窑产品更为相似,推断其为本地制品;热释光测年结果表明窖藏瓷器年代早、跨度大,可从五代、北宋早期持续到南宋时期,在使用类型学方法对器物进行比对后,能够相互印证,因此这一结果应可信。研究表明,天府一街窖藏瓷器属于较早的纯窖藏瓷器,且系本地窑场生产的产品,为研究宋代四川地区窖藏性质以及彼时该地的社会面貌提供了重要线索。
天府一街窖藏系2016年在成都高新南区锦城湖一期地下人防工程施工时发现并进行抢救性发掘的。该窖藏距地表约3米,深至生土层,南北长0.9、东西宽0.86、深1.05米。窖藏处于方形石板坑中,填土占据大半个坑穴,四周均由红砂石板构成,石板加工较为精细平整,发现时有部分已经损坏,但东、西两侧墙体保存较为完整,可以看出是由三层石板构成,底层则由两层石板平铺而成。窖藏出土器物皆为瓷器,共70余件,器型包括四系罐、有柄注壶、双耳罐、四耳罐、盏等。此次研究采用热释光(Thermoluminescence,TL)技术,对部分瓷器进行绝对年代的测定。在对胎、釉、化妆土等不同部分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将器物化学组成、器型特点等特征与同时期其他窑口产品进行比较,综合分析后对其窑口进行判断。
一 实验概况
(一)实验样品
此次窖藏共出土70余件瓷器,在对该窖藏瓷器进行筛选比较后,选取7件具有代表性的瓷器碎片标本进行测试分析,主要分为三类,分别是青瓷(TFYJ-03、TFYJ-06、TFYJ-10)、化妆白瓷(TFYJ-11、TFYJ-12)和脱釉瓷器(TFYJ-02、TFYJ-22)(图一),样品均来自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图一 天府一街窖藏出土瓷片样品
1~3.青瓷(TFYJ-03、TFYJ-06、TFYJ-10) 4、5.脱釉瓷器(TFYJ-02、TFYJ-22) 6、7.化妆白瓷(TFYJ-11、TFYJ-12)
(二)实验方法与条件
显微观察使用数码显微镜,系日本基恩士(KEYENCE)公司出产,型号为VHX-6000。为保证观察效果,样品经树脂包埋处理并细致抛光后再进行观察。
成分分析使用电子探针(ElectronProbeMicroanalyzer),由日本岛津公司生产,型号为EPMA-1720;实验条件为微束直径50μm,电压20kV,电流5μA;元素特征峰采谱时间30s,背景采谱时间20s。在每个分析样品的瓷釉、化妆土和瓷胎各选取三个点做电子探针分析,将三组数据计算平均值。
测年采用热释光技术,设备为丹麦RISΦ国立热释光实验室研制的TL/OSL-DA-20型TL/OSL年代测量系统。仪器使用β放射源SIPK型90Sr-90Y平板源;年剂量测试采用英国Littlemore公司生产的Lowlevelalphacounter7286型测量仪。
(三)实验结果
1.显微观察
样品处理后,首先使用显微镜对样品剖面进行观察,以对样品工艺情况有大致了解(图二)。观察发现,无论青瓷或白瓷,天府一街窖藏瓷器均施有化妆土,但青瓷化妆土厚度(20~130μm)略低于其他类型瓷器(120~270μm)。青瓷胎釉结合良好,但釉层较薄,玻化程度较好;釉面凹凸不平,釉层最薄处仅为20~30μm,釉层堆积处厚度则为100~250μm。青瓷胎体呈砖红色,仅见微小的白色或无色石英颗粒和杂质颗粒,以及一些细小横向裂隙。与青瓷相比,白瓷情况变化较大,样品TFYJ-11和TFYJ-12质地细腻,胎中仅见一些微小圆形空隙及残留少量未熔融的透明石英颗粒。但样品TFYJ-02和TFYJ-22脱釉情况较为严重,胎质粗糙,胎体呈砖红色,残留石英颗粒较大,胎体有多条横向孔隙,显示其制作工艺较为粗糙。
图二 样品显微照片
1、2.青瓷(TFYJ-10、红黑胎 TFYJ-06) 3.脱 釉 瓷(TFYJ-22) 4.白瓷(TFYJ-12)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样品TFYJ-03和TFYJ-06的胎较为特别,呈外黑内红,黑色胎体厚度为1229~1937μm,红色胎体厚度在2333~3017μm之间,红黑部分总体结合良好,红色部分较黑色部分更为致密。
2.成分分析
利用电子探针(EPMA)对样品的胎、釉和化妆土进行主次量成分分析(表一)。
表一 天府一街窖藏出土各类瓷器化学组成(%)
胎体化学组成分析结果表明,天府一街窖藏出土瓷器的瓷胎元素含量总体接近。其中Al2O3含量多在15%~23%,SiO2含量大多低于75%。此外,瓷胎中CaO含量在0.4%~0.93%之间,MgO含量集中于1%左右,Na2O含量在0.2%~0.35%之间,K2O含量多在1.5%~2.5%,TiO2和Fe2O3含量普遍较高,说明青瓷、化妆白瓷等不同种类瓷器的瓷胎具有一致性,推断窖藏瓷器应来自同一窑口。
瓷釉的电子探针分析结果表明,CaO集中在9%~19%之间,MgO含量普遍在3%以上,说明窖藏瓷器以CaO为主要助熔剂,属高钙釉,但镁的含量普遍较高,因此可以认为高钙高镁是这批瓷器的主要特点。此外,各类瓷釉中的磷含量亦偏高,多在1.5%~2.7%之间,亦可作为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特征。
从化妆土成分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样品化妆土部分主要是硅含量较高,同时含有一定量的钾,这一点与其他窑口产品有一定区别。由于四川地区胎料中Fe2O3、TiO2含量普遍偏高,导致胎体呈色较深,为遮盖胎体颜色,普遍使用化妆土[1]。成都天府一街窖藏瓷器化妆土的致密低铝高硅特征,明显区别于耀州窑、巩窑、宜阳窑等北方系窑口,也不同于南方系的长沙窑[2],与同为四川本地的金凤窑也有明显区别[3](图三)。但以往科技分析较少,因此这批数据能否代表四川地区所普遍采用的化妆土技术,有待进一步的测试分析结果进行验证。
图三 不同窑址瓷器化妆土 SiO2-Al2O3-K2O 散点图
3.测年结果
热释光测年系有损分析,且对样品尺寸和厚度有一定要求。因此,从标本中选取了5个较适合制样的样品进行分析。目前,瓷器测年主要采用热释光技术,使用热释光前剂量法测试。热释光前剂量测量瓷器年代方法主要有两种,分别是前剂量熄灭法(前剂量饱和指数法)和前剂量激活法。一般而言,前剂量熄灭法主要用于测定年代较早的瓷器;前剂量激活法则用来测定年代偏晚瓷器[4]。根据本例情况,选择热释光前剂量熄灭法对样品的古剂量进行测定。
从测年结果可以看出,天府一街窖藏瓷器绝对年代范围在885—1030年之间,时间跨度较大,产品相对年代相差达150年左右。窖藏瓷器大致分为两个时期,TFYJ-10、TFYJ-03和TFYJ-22处于五代至北宋早期,TFYJ-02、TFYJ-12年代稍晚,处于北宋末期至南宋时期(表二)。虽然部分样品年代可达北宋早期,但总体来看,年代有早有晚,最晚可至南宋,且青瓷、白瓷等看不出绝对的前后顺序。
表二 热释光测年结果
二 相关讨论
(一)窑口问题
从目前已知材料来看,四川地区窖藏瓷器主要为青白瓷和青瓷,推测多应来自景德镇窑和龙泉窑等南方窑系,而判定为本地产品的案例几乎没有。对窑口的辨别牵涉区域交流和窖藏性质等问题的判断。对于大型窖藏而言,由于出土遗物较多,质量较精,在此情况下或可有较多线索可供参考。但对于一些小型的、材质单一的情况而言,则需要更多的方法和证据进行进一步研究。
晚唐以来,我国主要生产青瓷瓷器的窑口有浙江越窑,安徽寿州窑,江西景德镇蓝田窑、南窑,以及四川邛窑和琉璃厂窑等。从窖藏青瓷的成分可以看出,其瓷釉以高钙高镁为主要特征。晚唐以来我国重要青瓷窑场瓷釉的CaO含量多集中在15%~20%之间,虽均属高钙釉,但MgO含量存在较大差异。根据以往研究,景德镇蓝田窑和南窑,安徽寿州窑,四川邛窑、琉璃厂窑等窑口瓷器都含有较高MgO,均介于3%~6%之间,长沙窑MgO含量在3%左右,越窑的MgO含量则大多低于2%[5]。要更直观地比较这一时期各地瓷釉中特征元素含量的异同,可参考瓷釉CaO/MgO比值的箱式图(图四)。可以看出,江西景德镇窑、安徽寿州窑、四川邛窑和琉璃厂窑与天府一街窖藏瓷器的CaO/MgO比值总体比较接近。但值得注意的是,安徽寿州窑瓷胎中含有较多的镁,高达4%以上,而其他窑口产品则无此情况,窖藏瓷器成分特征亦与此不符,故可排除。
图四 晚唐时期重要窑场和宋琉璃厂窑、天府一街窖藏瓷器青瓷瓷釉钙镁比
根据高镁特征,符合窖藏瓷器成分特征的仅剩江西景德镇蓝田窑和南窑,四川邛窑、琉璃厂窑等窑口。从以往的数据和图五可知,五代时期,蓝田窑瓷釉中CaO含量增加,而MgO含量却由唐代的4%左右降至五代的1%~2%之间[6],说明五代时期景德镇蓝田窑的瓷釉配方已经发生了变化。而晚唐的四川邛窑、宋代的琉璃厂窑和天府一街窖藏瓷器瓷釉CaO/MgO比值更为相近。这一结果显示,天府一街窖藏瓷器系使用本地技术,为四川本地窑口生产。
图五 唐、五代蓝田窑和唐代邛窑、宋琉璃厂窑、天府一街窖藏瓷器青瓷瓷釉钙镁比
为进一步确认天府一街窖藏瓷器的产地来源,对窖藏瓷器和四川邛窑、琉璃厂窑瓷胎中的Fe/Ti比值进行比较(图六)。窖藏瓷器Fe/Ti比值在8~12之间浮动,琉璃厂窑Fe/Ti比值为8~10,而邛窑的比值则集中在3~4之间,窖藏样品与琉璃厂窑Fe/Ti比值分布范围更为接近,与邛窑则有较为明显的差异。因此,可推断天府一街窖藏出土瓷器可能为琉璃厂窑烧制。
图六 天府一街窖藏瓷器和四川邛窑、琉璃厂窑瓷胎铁钛比
(二)年代判断
以往认为,四川地区窖藏瓷器年代主要集中于南宋时期,且对年代判断往往较粗略。热释光分析显示,天府一街窖藏瓷器年代在885—1030年之间,相对年代相差150年左右。因此,确认这批瓷器的起止年代问题,对其性质与功能等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成都天府一街窖藏中出土的四系罐(图七∶1),褐胎,外壁上施青黄色釉,罐身瘦长,呈橄榄形,直口,尖唇,筒颈,弧腹,最大径位于上腹部,平底,附弓形竖系耳四个,此四系罐与成都指挥街唐宋遗址发掘报告中的A型Ⅳ式带系罐[7]、成都市高新区紫荆路M2出土的四系罐[8]形制基本相同。这种形制的四系罐最初流行于五代时期,天府一街窖藏出土的四系罐体型相比五代时期更为瘦长,最大腹径略微偏上,判断其年代可能晚于五代时期,为北宋早中期。窖藏一有柄注壶(图七∶2),暗红胎,棕色釉,施灰白色化妆土,圆唇,长直颈,斜肩,扁鼓腹,肩贴对称双耳,其胎釉和器型特征也见于成都琉璃厂窑酱釉有柄注壶[9],只是器身更为瘦长,年代亦可能为北宋早期。但另一件窖藏出土有柄注壶(图七∶3),棕灰胎,酱黄釉,挂灰白色化妆土,盘口,尖唇,高领,溜肩,鼓腹,饼足,肩附对称双耳,弓柄,长流微曲,其中曲流、盘口、长颈、鼓腹注壶与成都琉璃厂窑B型有柄注壶[10]造型相同,年代约为北宋末期至南宋时期。此外,窖藏出土的双系罐(图七∶4),口微敛,方唇,圆肩,最大径在肩部,肩上有对称双立耳,肩以上施透明釉,器形高大丰满,该器型与成都市龙泉驿区洪河大道南延线M5发掘的B型Ⅰ式双耳罐[11]相似,年代可判断在北宋末期到南宋时期。
图七 天府一街窖藏典型瓷器
1.四系罐 2、3.有柄注壶 4.双系罐
同时,琉璃厂窑发掘者认为琉璃厂窑第一期的产品可早到五代至北宋早期[12]。而天府一街窖藏瓷器与琉璃厂窑第一期的器型及年代均较为吻合,并且可与热释光的绝对年代结果相互印证。因此可以认为,该窖藏瓷器年代大致分为两期,第一期为五代至北宋早中期,第二期为北宋末期至南宋时期。进一步推断,五代至南宋时期,伴随邛窑的衰落,琉璃厂窑趁机逐渐扩大生产规模,产品使用也更为广泛,这一点在墓葬和窖藏中得到了体现。
三 结论
根据对成都天府一街窖藏坑瓷器的分析,可初步获得以下认识:
1.窖藏各类瓷器胎体主次量元素组成相似,瓷釉成分中具有高钙高镁的特征。将数据与其他窑口的产品进行对比分析后显示,该窖藏坑瓷器应全部来自成都本地琉璃厂窑。
2.结合热释光测年数据和器型对比分析结果,天府一街窖藏瓷器年代跨度较大;年代大致分为两期,第一期为五代至北宋早中期,第二期为北宋末期至南宋时期。
3.综合科技分析和考古学判断,天府一街窖藏瓷器为本地窑场烧制的日常生活用瓷,且年代可早至五代至北宋时期,这为研究宋代四川地区窖藏性质以及彼时该地的社会面貌提供了重要线索。
附记:感谢北京科技大学绿色低碳钢铁冶金全国重点实验室左晓剑老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潘绍池等同事和成都琉璃厂窑址发掘团队在研究过程中的悉心指导以及桂丹、刘远航同学在现场调查和取样过程中提供的帮助。
[1]秦大树:《瓷器化妆土工艺的产生与发展》,《华夏考古》2018年第1期。
[2]a.王恩元等:《古陶瓷化妆土与反应层结构的研究》,《中国陶瓷》2018年第8期;
b.朱铁权等:《我国北方唐宋时期白瓷化妆土EDXRF成分分析》,《中国陶瓷》2006年第3期。
[3]张志刚等:《宋代金凤窑白瓷工艺研究》,郭景坤主编:《古陶瓷科学技术52002年国际讨论会论文集》,第241~251页,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年。
[4]夏君定等:《富平银沟遗址陶瓷标本热释光测年研究》,《中国陶瓷》2017年增刊。
[5]a.熊樱菲等:《上林湖越窑青瓷胎釉化学组成的EDXRF分析》,《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0年第4期;
b.尹若春等:《寿州窑瓷器的测试与初步分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c.吴隽等:《唐、五代景德镇蓝田窑青瓷科技研究》,《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5年第2期;
d.仝留洋等:《乐平南窑青瓷胎釉组成配方的EDXRF分析研究》,《中国陶瓷》2016年第12期;
e.张福康:《邛崃窑和长沙窑的烧造工艺》,耿宝昌主编:《邛窑古陶瓷研究》,第54~56页,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2年;
f.Bailin Shen, Philippe Sciau, Tian Wang, et al., Micro-structural study of colored porcelains of Changsha kiln using imaging and spectroscopic techniques, Ceramics International, Vol.44 (2018);
g.Weidong Li, Jiazhi Li, Jun Wu, et al., Study on the phase-separated opaque glaze in ancient China from Qionglai Kiln, Ceramics International, Vol.29(2003);
h.C.D. Xia, L.J. Ge, M. T. Liu, et al., Elemental analyses on porcelains of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excavated from Yongjinwan zone at Jinsha site, Nuclear Instruments and Methods in Physics Research B, Vol.416 (2018).
[6]Juan Wu, Maolin Zhang, Tiejun Hou, et al., Analysis of the celadon of the Tang and the Five Dynasties unearthed from Nan Kiln and Lantian Kiln site of Jingdezhen, China, Ceramics International, Vol.41 (2015).
[7]成都市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成都指挥街唐宋遗址发掘报告》,四川大学博物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学会编:《南方民族考古》第二辑,第249~250页,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
[8]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高新区紫荆路唐宋墓发掘简报》,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1999)》,第195、197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9]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琉璃厂古窑址2010年试掘报告》,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10)》,第374~376页,科学出版社,2012年。
[10]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琉璃厂古窑址2010年试掘报告》,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10)》,第366页。
[11]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龙泉驿区文物保管所:《成都市龙泉驿区洪河大道南延线唐宋墓葬发掘简报》,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01)》,第172页,科学出版社,2003年。
[12]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成都琉璃厂五代至明瓷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21年第8期。
作者:孙杰(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田浩文(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朱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杨弢 谢林(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郭宏(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材料考古与保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原文刊于:《四川文物》 2025年 第2期
来源|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