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当身边的亲友离世以后，我们也许会出现各种不同的反应，既有情绪上的抑郁绝望，也或许会在认知上自我谴责，甚至出现轻生的行为和念头。这些身心反应或许短暂，或许持久反复，而它们都被统称为“哀伤”。
2025年2月，深圳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唐苏勤为这些哀伤反应绘制了一张走出的“地图”。在《好好告别——如何疗愈你的哀伤》一书中，唐苏勤不仅对哀伤的反应详尽解释，同时也提供了一个走出的指南——当亲友离世以后，我们会遭遇什么，又该如何去面对这些经历？以及在需要的时候怎样及时寻求帮助。
研究者的身份之外，唐苏勤同时还是一个哀伤咨询师，她接触过许多丧亲者，对于目前国内丧亲群体的现状，有较为全景式的理解和观察。她表示，虽然国内在相关领域投身的研究和得到关注也越来越多，但目前依然还是存在“系统性忽略”。
以下是唐苏勤的讲述。
文｜蔡家欣 编辑｜王一然
哀伤反应
在现实中，哀伤往往是更难被看到的，它就像是一种蔓延的悲伤。
我遇到过的、最严重的（哀伤反应）情况就是，我们想提供服务，但（实际）脱落了。一个失独老人，二十多年了，社区工作人员会上门提供一些生活服务，但本人基本没什么社交活动，只是维持基本的生活所需。我作为外来者的接触也是失败的，虽然没有被骂，但也不欢迎我再去。
2011年我在汶川做地震后的PTSD研究，三年了，有些人对家里失去了家庭成员这件事，还是耿耿于怀。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失去小孩的年轻夫妻，他们不太愿意提这件事，讲述也是断断续续，他们也不想再生一个孩子，因为没办法替代。
当时有一个国外的老师提到哀伤反应，也就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没有办法好转起来的哀伤”。后来，我就转到了哀伤的研究上面。
哀伤往往在后期才出现。比如地震的时候，你首先要保护自己，等确认活下来以后，才有精力去想失去的事情；即便不是地震，在刚刚失去的时候，我们要准备葬礼，招呼前来吊唁的人，理性又上来了。葬礼结束后，在你的生活中，慢慢地，你会真正意识到这个人消失了，哀伤的感觉才会出现。
在决定研究方向之后，我爷爷就死了。我当时连夜买机票，第二天非常早去赶飞机。我家在湖南，我要坐到桂林机场，又要坐大巴回家，回到家之后，还要坐三轮车回到老房子里。后来，我总是在回忆这些场景，还有我跟爷爷之间最后的记忆：我在美国开会，恰逢他的生日，我给他打电话。
这些都是所谓的哀伤反应——触景生情、有线索地那种唤起，控制不住地哭，回想这件事。如果做梦，在梦里想要见到这个死者，或者说梦里的场景很陌生可怕，其实可能都是在以某种形式怀念或者加工这件事。
图源东方IC
我自己在现实生活中也出现了这些反应，有了这些文献，我更能理解自己，也没有去苛责自己，对自己的各种反应都挺包容的。
其实在我看来，当时如果能利用好葬礼，它确实可以帮助我们跟逝者告别，或者说在最后的时刻跟逝者产生更好的连接。但不是每个家庭在逝者生前都会讨论这件事。所以，很多人回想办葬礼的过程，会觉得有些东西不是我想要的，甚至有些东西是我讨厌的，这个时候可能就会产生更多不良的情绪。
我爷爷的葬礼非常热闹，因为我叔叔的人脉比较广，当时还请了一个人来替代家人唱哭戏，唱了一整晚。在小县城这说明家人非常尊重逝者。但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在那个葬礼上，他们一直在招待客人，这个人来，那个人走，但那些人跟我爷爷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有一个环节，我们围着棺材去看他；还有守灵的时候站在棺材旁边，只有这一刻，我才感觉好像跟爷爷有连接。
直到有一天，我做了一个噩梦，起来以后，我把跟爷爷之间的回忆写下来，之后我感觉自己好转了，那好像是一个句号，或者是一本书合上的感觉。这就是哀伤的转折点。
在我们的研究术语里面，有个词叫“风险因素”，哪一类人或具有哪些特点的人更容易出现严重的哀伤反应，特别是延长哀伤障碍。所谓的延长哀伤障碍，时间只是一方面；还有就是严重程度，几乎每天都是处在哀伤的状态，这种状态影响到正常交往、工作，甚至做家务，照顾家人等等。
目前已经发现的比较明确的风险因素，就是突发性死亡，还有跟逝者的关系亲密程度，以及焦虑型的依恋——这个人如果跟逝者的关系很紧密，就算分开都会特别焦虑。
我们还有一个小样本研究：如果生前跟逝者有很多冲突，以及这个人本身的思维方式，自我批评比较多，很多事情都是向内去找原因，这些因素都有可能更容易患上延长哀伤障碍。
但目前国内缺少一本自助性的书，它能告诉这些丧亲者，经历这种情况，怎么一步一步帮助自己，治疗哀伤？早期翻译过来的、比较火的那些书，也都是别人的故事，而不是自助手册。综合这些原因，我决定写这样一本书，希望读者看完以后，一个是能理解自己，失去亲人之后会有哪些表现？从心理咨询的层面看，理解了自己，可能就已经好了一半。第二个就是，书里面提供了很多方法，包括不同的任务，所以在遇到类似的情况以后，他们应该知道自己能怎么做。
《好好告别——如何疗愈你的哀伤》 。蔡家欣 摄
“房间里的大象”
来找我做哀伤咨询的大部分都是女性，也有一些男性，他们对情绪很敏感，本身就比较细腻。很多人遇到的都是那种突发性的死亡，有年轻丧偶，也有中年丧子。如果是长期生病去世，我接到的需要帮助的主要就是老年人，比如说老伴死了，他特别孤独，他的孩子希望我去帮助。但这种情况极少。
有一类咨询者是家里人觉得他们不正常了，或者需要帮助了——他们的情绪往往反应很大，大到身边的人都观察到了。但事实上，家人们都没有容忍期，比如说，哪个人（的亲友）两周前去世了，他现在什么都干不了，以泪洗面，要找个咨询。这个时间非常短。有研究提出90%的人，甚至更多的人，丧亲之后出现的哀伤反应，最后是可以自己好起来的。
所以，我们的观察期一般都是六个月到一年，如果这个人没有好转，那么就需要寻求帮助。但你要求他们两周或者一两个月就走出来，还是很难的。
其实根据我们干预的研究、咨询以及留言的反馈来看，哀伤、丧亲的确是存在于整个社会房间里的大象。如果发生在自己身上，就会觉得“社会对这部分人的支持好缺失，不知道该怎么办”；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可能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或者说过去很久了，完全不认为这是一件很重要，或者值得去了解的事情。
更多的人不知道哀伤问题也能去寻求专业帮助，可能感觉不好或者痛苦，像工作学习很难集中注意力，也不一定会跟哀伤反应联系上，或者说不知道，这种情况需要专业的方法进行系统地帮助。还有就是，也许认为丧亲（问题）不像抑郁症那样典型，不值得投入时间和金钱。
在我个人接收到的求助里，愿意花钱进行咨询的比例会高一点，但总体感觉像是希望信息获取，或者通过普通聊天就能解开心结。
唐苏勤书中提到的“绘制失去经历故事线”。蔡家欣 摄
最近，我们想去社区做调研，我的研究助理跑了二、三十个社区了，有些社区还好一点，说等我们做活动，你们来摆摊做知识科普；很多社区都是直接拒绝。他们说，没有这么多人有这些经历，你们找不到调查对象。但我觉得他们错了。其实真的很普遍，我们之前在社区做研究调研，1200人里面有360人报告了过去五年内的丧亲经历，在医院里调查的300人中有100人有类似的经历，包括失去祖父母、父母、配偶、子女、兄弟姐妹、岳父母、亲戚、朋友等。
当然，这种拒绝有可能跟对丧亲的定义有关。社区的工作人员可能会认为，要有非常直系的亲属（才叫丧亲），比如一个老人去世，你要调研的是他的子女，但事实上，这个老人还有兄弟姐妹、配偶、孙子女，在这个社会网络当中，肯定有很多人会受到影响。所以关于丧亲，或者哀伤反应，这种社会的系统性忽略，或者说系统性的恐惧肯定是有。
这种忽略背后，我推测可能大众的态度会有一些麻烦，另外一方面就是所谓的社会文化对“死”的避讳，很多人会修饰或者回避死这个字。像我自己，在聊天的过程中，会有意地直接用“死”这个词。比如我说爷爷死了，这是因为我本人现在已经可以用这个词，我没有必要去用“离开”或者“离世”来修饰这个事实。
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只要他不反感，不是处于急性哀伤期，我也会尽可能使用这个词。但如果在做咨询，我会先观察对方用什么词，再跟着他用，或者比那个词更严重一点。比如他说人走了，我会说离世或者去世；如果这个丧亲者自己说谁自杀了，或者死的时候，我就用比这个更加直白的词，不去修饰这件事。
这种系统性的忽视背后，也藏有一定的隐患：如果社会的讨论和行动不增加，一些悲剧可能会继续重演，像案件再次询问不注意可能会存在创伤反应，或者自杀者亲友选择自杀。还有一些社会性灾难中，如果没有及时平复受害者家属的情绪，他们有可能会产生愤怒，把这种情绪宣泄到别人身上。
向死而生
我自己是怎么理解死亡的？我还挺唯物主义的，我觉得，肉体上死了就是死了，灰飞烟灭了。我不相信任何美好的说法，比如说成为天上的星星。当然大家都知道这是比喻了。
我的孩子现在才两三岁，最近她在看《青蛙弗洛格的成长故事》绘本，里面有一只鸟死了。她问我，什么是死？对小孩我只能说不撒谎，但也不带来恐惧。我当时说，它不会飞了，也不会动了，也不能再吃东西了，就是去解释死的状态是怎样的。等小孩再大一点，如果她开始害怕和恐惧了，我会再三跟她确定，至少目前我们还不会死。
我距离死亡最近的一次已经很久了，之前在长白山天池上面，感觉自己要被风吹下去了，那个时候确实挺害怕的。还有，最近几年老有“青椒”工作压力太大猝死的新闻，每年体检，我会单独再查跟心血管或者心脏有关的东西，还有买保险，如果死了的话，家人还能有一笔钱。
当然，我会想如果有一天我知道自己快死了，要怎么去抚慰我身边的人？我可能会留下录音录像，写一些东西，留下一点点痕迹。
我们的社会，一个人的死亡，家属肯定会有处理事务的阶段，如果我们在这些必经的环节里，安插了这些信息，让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这就是我们做心理干预时讲到的accessible——就是说这东西是不是可及的？所以，最终做这些事情的第一步，就是我们要去“辐射”。
比如在社区的工作室，或者居民活动室里放一些哀伤治疗的自助手册。现在通过我的个人关系，基本能放的地方都放了：深圳市殡葬服务中心、金华市殡仪馆，深圳市慈海医院（一家专门提供安宁疗护的医院），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肿瘤科，一般病人去世了，家属去办理退院手续，他们会给一个资料包，就把自助手册放到资料包里面。
图源东方IC
最近，我家人在办深圳户口，别人就给了一个档案袋，上面写着“欢迎成为深圳人”。我想说，那么销户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给一些资料，这里面会有一些哀伤的辅助、或者说自助信息。
社区也可以提供类似的东西，甚至可以更加深入一点。如果社区有读书，那跟哀伤有关的书就可以陈列在那里。如果真的需要心理帮助，那么社会上的机构、大学里的特定专业方向也好，在专业人士的带领下，大家可以找到一个相互安慰和支持的社群。
我从前在香港上学，那边的社工机构已经比较完善了，比如说有癌症去世、自杀去世，或者说丧偶、丧子，这种（更准确的）分组会让他们能更加相互理解。不然一个已经走过来的丧偶的人，去安慰一个丧子的人，但丧子的人处在极度痛苦或者比较偏执的状态的话，他可能就会说你那个算什么，我失去的是小孩，你还可以再找——这种话很伤人，但他们就是可能说出这样的话，因为失去的那个人不可替代。
如果经过了上面的资料阅读和社群互助，还觉得自己需要帮助，那么就可以去找一对一的哀伤咨询师。如果这个人的心结是来源于丧亲而留下的一些遗憾，不管过了多少年，只要去谈论它是可以打开的；但有一些情况确实不是单纯靠心理咨询去帮助的，比如那些失独的父母，他们更多的是愤怒，需要赔偿、养老，而这些已经不是在说他跟逝者之间的关系了。
香港的医院还有自己的医务社工和心理咨询师，生死登记总处也有相应的资料。有人因为车祸而死，有人因为自杀，这些最终都要走到公安部门，那边也会有资料提供给家属。或许在那边，民间的一个人说这种事，还是会被“呸呸呸”，但至少官方的态度是OK的，这是一个需要帮助的群体，我把资料放在这里，也能去把控资料里提到的机构的质量，这是官方能做的很重要的事情。
丧亲之后，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遗憾，很多事情没有做到。只有当他们真正意识到这个遗憾来源于什么，他们才会选择活在当下，更珍惜自己的家庭关系。虽然中小学也有人在做这种生死教育，但特别急功近利，一堂课的时间就希望小孩珍爱生命，但其实就是喊口号，我觉得形式大于内容。
我在大学开了一个临终关怀和哀伤咨询的课，我们用9周、18个学时去讨论死亡的方式、临终的护理，直到最后做临终决策，你知道这个决策它带来的后果，这样学生们才会有非常直观的感受，反过来促进行动。
所以，只有当你愿意去面对死亡给你带来的坏处，反过来让你更加珍惜现在的东西，至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不是被空虚或者没有意义感裹挟，这样的话，其实整个社会就是“向死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