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届海河肺癌外科学术会议于5月23-24日在天津隆重召开。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岳东升教授在会上作题为《NSCLC围术期免疫治疗前沿进展与探索》的专题报告，并在会后接受《肿瘤瞭望》专访，就肺癌新辅助免疫治疗最新研究方向及外科医生角色转变等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岳东升 教授

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肺部肿瘤科及感染性疾病科副主任

UCSF访问学者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胸外科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感染性肿瘤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肺癌专委会委员

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肺癌专委会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非小细胞肺癌专委会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青委会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肿瘤标志物专委会委员

早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新辅助免疫治疗研究不断取得成果。近期，这一领域有哪些新的探索方向，您的团队开展了哪些新探索？

岳东升教授：非常荣幸与大家分享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肺癌科开展的一些研究。从最早开展的新辅助免疫治疗III期CHECKMATE-816研究到我们团队牵头的围手术免疫治疗III期RATIONALE-315研究，多项大型研究已充分证实围术期免疫治疗的可行性，即术前新辅助、术后辅助或新辅助+辅助免疫治疗可显著提升II-III期NSCLC治疗疗效。近些年，我们正着力推进一些创新研究，探索了一些新的治疗策略。

首先，PD(L)-1抑制剂给药方式发生变化。我们牵头的一项围术期免疫治疗研究使用的药物是皮下注射PD-L1抑制剂（比如恩沃利单抗），而既往围手术免疫治疗研究使用的PD(L)-1抑制剂通常是静脉注射制剂。

除了PD(L)-1抑制剂，我们团队开展了双抗药物（如康方生物的PD-1/VEGF双抗AK112）的围术期应用研究。双抗药物在晚期肺癌中已展现突破性疗效，一些药物获批适应症，因此我们试图将这些有效药物的用药时机前移。

我们开展了围手术期消融治疗联合免疫治疗的探索，希望这种治疗模式能够协同增效，改善治疗效果。此外，我们也在其他很多早期肺癌治疗领域开展了各种探索。

在肺癌围术期免疫治疗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外科医生的角色正从‘单纯手术执行者’向‘多学科团队核心决策者’转变。您认为外科医生应如何适应这一变化？

岳东升教授：传统模式下外科医生的核心职能是手术，但随着肿瘤研究进展和治疗模式的革新，外科医生的角色发生了重要转变。现代肿瘤外科医生需要在多个维度实现能力跃迁：

全面的知识体系：外科医生不仅要精通手术技术，为患者做好手术，还要全面掌握所有系统治疗（包括靶向药物和免疫药物等）的最新进展，成为更好的肿瘤科医生。

全程管理思维：肺癌的术前治疗、外科干预到术后辅助治疗是一个整体治疗过程，外科医生应建立"全程管理"思维，将手术视为肺癌全程管理的一个关键部分，而不是治疗终点。

总之，外科医生要转变自己的角色，要让自己从一个单纯的手术匠转变全面掌握外科和内科知识的专科医生。

在临床研究和临床实践中，外科医生可以主导哪些关键环节以推动围术期免疫治疗的优化？

岳东升教授：外科医生在围手术期全程管理中居于核心地位。首先，外科医生可精准评估肺癌患者的手术可行性（可切除、潜在可切除或不可切除），这是制定治疗策略的基石。唯有外科医生才能明确决断患者能根治切除，还是需要先进行新辅助治疗再做判断，还是彻底丧失了手术治疗的机会。

在肺癌多学科诊疗（MDT）体系中，外科医生也发挥重要的作用。既往对于评估为不可手术的患者，外科医生会将患者转诊到内科或者放疗科。随着近几年免疫治疗的兴起，这一路径已呈现双向互动趋势——越来越多经新辅助免疫联合化疗后获得降期的潜在可切除患者，被内科医生转回外科进行二次评估。

在术后治疗决策环节中，需要外科医生对患者进行准确的病情评估，基于精准的疗效评估结果（如肿瘤应答程度、复发风险等），MDT团队判断患者是应该选择术后免疫联合化疗，或进行放疗还是其他后续治疗。

总体来说，随着围手术期治疗模式的革新，外科医生在肺癌治疗全程中发挥着重要枢纽地位，尤其是对于可切除和潜在可切除患者，但仍需依托内科、放疗科等学科的支持协作方能实现最优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