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秋，一天下午，团长将侦察班长饶景星召来，指示他带领几名侦察员，利用七天时间详细了解任丘敌军的动向，最好能够活捉一个敌军“舌头”带回来。

饶景星带上陈立秋、白全宝、李继山，一共四个人，分成两组，在任丘城外展开侦察。然而，他们两天内甚至连一个伪军的影子都没见到，只得设法进入城内。

中午过后，饶景星和陈立秋来到东门附近，注意到敌人对进出人员的盘查非常严格。根据当地百姓的说法，口音稍有不对或者“良民证”递得慢一点，就会被抓走。两人观察了一阵，认为贸然闯入城市非常危险，可能无法顺利通过检查。

快到傍晚时分，二人来到西门附近，陈立秋突然注意到一位邮差模样的男子，他点头示意后便顺利进入了城内。陈立秋眼睛一亮，说道：“班长，那位邮差倒是很能做，点个头就进城了，明天我们可以……”

饶景星打断他：“你这愣小子，总是说些不靠谱的话。你知道他是谁吗？动辄就说‘干掉’？”

陈立秋愣了愣，然后说：“那你看怎么办？他能进城，但他不是你的侦察员，根本不会帮我们打探情报。”

饶景星眼睛一亮，便说：“你没注意到他是从哪个村来的？”

陈立秋迅速答道：“我看他是从张家庄那边来的！”

“正是！我们去张家庄打听一下，看看能不能得到些有用的信息。”

两人立即前往张家庄，询问当地村干部，果然听说确有一名邮差，且他的妻子是张家庄人，还是妇联会的干部。

听到这些，二人心中大喜。当天晚上，村干部联系了邮差的妻子，详细说明了来意。那位女干部信誓旦旦地表示：“没问题，我一定让他帮你们把事情办妥。”

第二天中午，女干部带着两人来到了她的家中，邮差老王也在。得知要带八路军进城，老王显得有些犹豫和紧张。饶景星安抚他说：“你别担心，做好你该做的，我们会为你保密。”

老王是位爱国青年，经过短暂的思考后，说道：“那就明天吧。”

接着，他将城内的家庭地址告诉了饶景星。

第二天傍晚，太阳渐渐西沉，饶景星穿着邮差制服，推着自行车走向任丘的东门。伪军岗哨看到他后，饶景星模仿老王的动作，微微点头，顺利通过了检查。

根据老王提供的地址，饶景星以老朋友的身份找到了老王家，不久后陈立秋也赶了过来。

当天晚上，老王带着他们熟悉了城内的地形和敌人的驻扎位置。第二天，老王又把白全宝和李继山带进了城。两人见面后，立即向饶景星汇报了团长的指示，要求先击败伪军，打击敌人的弱点，并尽量“抓一个活口”。

当天晚上，四人开会商讨，决定首先抓捕伪军大队长和他的副官。饶景星先让老王打听伪军大队长的情报，然后四人分头前往伪军大队长的住所进行侦察。

饶景星化妆成商人，悄悄在街头走了几圈，终于找到了伪军大队长的住处。这是一座坐北朝南的大院，院门口站着两个伪军岗哨。经过一番观察，饶景星觉得直接闯进去非常困难。

临近中午时，饶景星在附近的茶馆休息，突然见到一个十四五岁的年轻伪军提着茶壶从大院内出来。饶景星偷偷打听得知，这个小伪军是大队长的勤务兵，名叫马。

饶景星意识到这个年轻人是个可以利用的对象。返回老王家后，老王提供了更多情报，说伪军大队长名叫陈邦彦，年约三十多岁，家里富有，他的军衔是通过金钱买来的，完全没有作战经验。

经过商议，大家认为，勤务兵马是个可以利用的目标，只要不打枪、不惊动大院的其他伪军，顺利混入院内就有希望抓到活口。

第二天，饶景星身着西式礼服、戴礼帽，装扮成伪官员，其他三人则化妆成随行特务。他们反复排练演习，然后小心接近伪军大队长的住所。

上午十点多，小马再次来到茶馆打水。饶景星大声喊道：“小马！”

小马一听，愣了一下，随即笑着回应：“您是叫我吗？”

饶景星接着问：“你们陈大队长在家吗？”

陈立秋上前补充：“我们是河间特务队的，刘大队长有事找你们陈大队长！”

小马听到刘大队长的名字，连忙邀请他们进入。饶景星和陈立秋大摇大摆地进入院内，伪军岗哨竟然对他们敬礼，完全没有察觉异常。

进入院内，饶景星发现伪军大队长正在东头的房间打牌，而他旁边有一个护兵正在拉胡琴。四人迅速行动，控制住了小马和其他伪军。白全宝一把拉住小马，迅速拔出手枪威胁：“站住！”

接着，小李朝着有胡琴声的房间冲去，饶景星和陈立秋则迅速逼近打牌的伪军。

饶景星大喝：“不要动！我们是八路军的侦察员！”在一阵紧张的对峙后，陈立秋用匕首迅速解决了一名伪军。

剩下的伪军都被吓得动弹不得，饶景星冷冷地问：“谁是陈大队长？”

一名高个伪军颤声答道：“我……我就是。”